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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进，正中努尔哈赤的埋伏。他的部队面对 ３００００ 蒙古人。在激烈战斗期间，
杜松试图占领一个山顶，不料又陷入另一次埋伏。日落之前，这个“疯子”
将军和他的两个分队指挥官一起都已被杀；渡过浑河的人很少生还。
监察官员们谴责杜松“欲贪首功”。他的恶劣行为包括擅自把他的起程
日期提前，放弃火器，反对他部下的建议而渡过浑河，以及背水而战。这次
战役失败的严重责任最终落到杜的头上——这种判断为皇帝所接受。但是，
这些批评完全以一个监察御史推敲出来的一份战地报告为根据，而他的报告
又完全以四个士兵提供的口头叙述为根据，其中三个士兵执行侦察任务，只
有一个士兵在这次战斗中实际作战。这些批评者不考虑最高统帅给指挥将领
们添加的不适当压力，更少考虑大学士方从哲对整个战争工作所施加的压
力，方从哲本人正面临不满的朝臣们的批评。
事实上，杜松的部队应当在 ４ 月 １４ 日出发。他实际上是在 ４ 月 １３ 和 １４
日之间的午夜起程的，这在技术上和他的命令并不是不符的。他战术上的错
误可能是受缺乏充分侦察的限制。可是杜松的部队一旦投入战斗，他便不得
不靠占领一个突出的高地来保卫他的阵地。战车营被留在后面不是指挥决断
的结果。仓促碰上敌人，杜松赶到了前线。后来车营的指挥官证实，浑河的
急流使得带着重型装备和黑色火药渡河很困难，所以他停止了前进。但是前
线部队仍然有许多枪。对杜的指责因而基本上是不公正的，尤其是指责他没
有使用火器。应当指明，对任何战争或这次战役的结果，火器都没有决定性
的影响。在其后的尚间崖和牛毛寨的战斗中，中国和朝鲜的轻型炮都不能够
快地射击以击退坚决进攻的骑兵大兵团。后来，在开原和铁岭战斗期间，也
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１６１９ 年 ４ 月 １５ 日在尚间崖的战斗重演了前一天战斗的格局。中国人的
战术指挥再次把自己分割开。努尔哈赤在攻击敌军主力之前，再次消灭了敌
人派出的突击部队。当努尔哈赤重新部署他的各旗时，明军再次不能够快地
行动以夺取战术优势。唯一的差别是，在这次战斗中明军有时间占据防御阵
地。从另一方面来说，满族人后面还有一天成功的激烈的战斗。在尚间崖，
中国的指挥将领马林没有死于这次战斗；他撤退到了安全地带。派到他指挥
部的高级文官潘宗颜监督后方梯队，在战斗中被杀。因杜松在前一天战败的
消息而感到沮丧的中国士兵，一看见敌人就溃逃；潘的致命创伤是射在他背
上的一支箭造成的。
这两天的战斗彻底摧毁了明前线的北部防区。只剩下南面的李如柏和刘
綎。努尔哈赤开始放下心来。他派出两支蒙古诸部组成的先头部队，一支由
１０００ 骑兵组成，在 ４ 月 １５ 日；另一支由 ２０００ 骑兵组成，在 ４ 月 １６ 日。做
完这些，他花时间为他的胜利而感谢上天，在界藩献祭了八头牛。４ 月 １６ 日
晚些时候他才动身往南去。他本人没有走出赫图阿拉，他在京城保留 ４０００
人的部队作为预防李如柏从鸦鹘关进攻的措施。对刘綎的军事行动由他的儿
子大贝勒指挥；另一个儿子洪台吉和他的侄子阿敏台吉也参加了这次战役。
按照满文资料，牛毛寨之战发生于作出向南行动决定之后的第四天；那就可
以把它定在 ４ 月 ２０ 日。朝鲜的记载注明的日期是 ４ 月 １７ 日，这事实上是不
可能的，因为这时满族部队还在向南的途中。
最后的对抗
牛毛寨之战是在杨镐事先不知道，并且违反他的希望的情况下打的。在
北方战线崩溃以后，这位经略马上命令南方的两支纵队停止前进。在极为困
难的地区作战，并只和满族斥候接触的李如柏，及时撤出以避免更大的灾祸。
但是刘綎没有接到这道命令。当满族人的袭击临头时，他的纵队仍处于行军
队形。朝鲜资料说这时士兵们正在村庄中抢劫。中国通讯系统的低效率是太
明显了。
可是按照满文资料，刘綎的部队能够顶住大贝勒进攻的最初浪潮。这位
中国将领在他纵队的前面指挥明的各支队伍，带枪的朝鲜部队跟随在后。在
他们后面更远一点是朝鲜步兵的余下部分。为了重新发起攻击，满族人派出
骑兵队悄悄插入这些兵团，并占领了它们西边的一些高地。正面攻击得到了
洪台吉指挥的对侧翼的向下冲锋的援助。当中国人被击溃时，他们的指挥将
领也和他们一起丧生。中国人后来声称刘綎是在战斗中被杀的。满族人说他
被俘并被处死。朝鲜人说他点燃他身下的黑色火药而自杀。
满族人在一个星期之内，在一次又一次的战斗中赢得了一连串辉煌的胜
利。这次战役以后三个月，努尔哈赤占领开原，杀了马林。这之后七个星期，
他扬扬得意地进入铁岭。余下的女贞部落被吞并。北京最后不得不下令逮捕
杨镐。他死刑临头达十多年之久；他在 １６２９ 年才碰上了刽子手的大刀。原来
四个战地指挥官中唯一活下来的李如柏，和他的经略一样，在他撤退之后的
一年半被捕。他宁愿自杀，而不愿面对他和他的亲属曾和满族首领亲善的指
责。
在辽东受挫的消息传到北京以后，京师的粮价因居民开始感觉到围城的
可能性而突然飞涨。１６２０ 年早期，军队报告说出现了空前比率的逃亡现象。
有时团营规模的部队一夜之间便消散了；士兵们成千地逃走。原来指定只生
效一年的土地税上的附加税不能停止，相反，却增加了。明朝廷还能找到一
个可以代替杨镐的人熊廷弼，不过他受到他的党派性敌人的恶毒攻击。仍然
勉强抗拒让出他私库中银锭的建议的万历皇帝，于 １６２０ 年夏天去世。在他死
前大约三个月，他告诉大学士方从哲，辽东文武官员们之间和之中的不和导
致了这场灾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给那么多别的人做出过判决的万历皇帝不知道历史
家们将给他做出的判决就死了。虽然在他临终的日子里，他病得很厉害，头
晕眼花，长期卧床不起，甚至不能阅读带给他的奏疏，但他作为天之子，仍
然要对帝国内所有出了毛病的事负责。他生病和不能做什么以改变帝国体
制，事实上并没有差别。总有人要承担最后的责任，这个人就是这位皇帝。
第 １０ 章 泰昌、天启、崇祯三朝，１６２０——１６４４ 年
直到最近，大多数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仍然倾向于把明朝统治的最后 ２５
年看作是王朝衰落与最后崩溃的重演，这出古老的戏文以前已经演出过许多
次了。然而，简单地用我们所知道的对汉、唐或宋王朝结局的看法，去套泰
昌（１６２０ 年 ８ 月 ２８ 日至 ９ 月 ２６ 日）、天启（１６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０ 日至 １６２７ 年
９ 月 ３０ 日）、崇祯（１６２７ 年 １０ 月 ２ 日至 １６４４ 年 ４ 月 ２４ 日）三朝，是忽视
了它们的许多独特与具有重大意义之处，因为 １７ 世纪上半叶，中国在经济、
社会、文化和政治生活等重要方面，是一个跟过去很不相同的国家。甚至从
１６ 世纪初期起，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变化，不仅对目前研究的这个时期，而且
对此后中国文明的发展，都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任何企图把晚明的历史轻
易地归结为朝代盛衰周期性的不可抗拒的结果，理当受到坚决果断的拒绝。
但是，明帝国是在 １７ 世纪 ４０ 年代被数量上占巨大优势的满族入侵者及
其联盟征服的，而本章的目的之一是探讨这一重大军事、政治事件如何发生。
使人遗憾的是，这样的探讨必须同有时似乎是不可逾越的障碍作斗争。首先
是明代中国的疆域之广与差异之大。譬如，从中国北方平原北部边缘的北京
到亚热带的广州，距离差不多有 １２００ 英里，相当于从哥本哈根到巴勒莫，或
从多伦多到迈阿密。从青葱的长江三角洲上的苏州（靠近现在的上海）到多
山的西部省份四川的成都，有 １０００ 英里，这大致等于从伦敦到布达佩斯或从
华盛顿特区到堪萨斯城的距离。
尽管在气候、地形、农业、人口密度、语言和地方风俗上有巨大的差异
（更不必说运输和交通上的困难），明朝的官员做了一件令人钦佩的工作：
在该朝 ２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