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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中最为精彩的部分是余先生对“法律是什么”的总结：“法律便是自然天理，自由平等”，“它起源于人类的行为习惯并以公平和正义为本质”，法律的印迹证明了它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它“令人类学会如何驾驭自己并指引人的灵魂”。不仅如此，他还论证了法律的优越性：法律意蕴于文化当中，并成为社会进步背后的“神秘动力”。法律比起道德、宗教，法治比起人治，更具有确定的结构，更能有效地稳定和促进社会内在的秩序。这恰恰暗合了比较法学家H。W。埃尔曼的判断：“在整个人类历史过程中，法律调整或规定了社会变化的事实或步骤。”我们发现，余先生不仅吸收了自然法学的基本观点，而且字里行间渗透着人文主义关怀。
在描述多于反思的文本中，余先生没有忘却主体性的立场，在痛惜苏格拉底为了倡导守法的精神饮鸩殉道时他反思了“泛民主化”的危害；在肯认所罗门维护司法正义的功绩时他明断地指出这不过是一种“形式法治”；他还批评了卢梭“过分美化的民主”和“经过美化的暴力革命论”的内在缺陷，反省了以色列人对待不同文化、宗教、种族的偏见，用发展的眼光分析了西方刑侦科学的历史、英国的“有限沉默权”；等等。有破有立，余先生提出了“自由，必须由法治来保障”，“理性能够化解矛盾”，以及“不同文化、宗教、种族之间应当寻求共存之道”等观点。
更难能可贵的是，余先生没有陷入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怪圈，他用世界的眼光，比较的方法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内向性”问题。通过大英博物馆至今珍藏着的孙中山先生的阅览证，他感慨万千：“民主法治事业是对中国近百年的命运进程一种最深刻的预言和诠释。”中国的法律文化应当具有反思和超越的品格。文字深处，余先生表达了对中国法治进程的真诚期望，并论证了学者们当仁不让的历史使命：“促进中国法治。”
从中可见他作为学者的清醒和良知。回归现实，我们不能忘却余先生在《中国人，你有权保持沉默？》一书中所表达的忧患：“法理学精神，是中国法制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板。”何去何从？借德国法学家鲁道夫·耶林的口，他指出了这样一条现实的道路：“培养国民权利感觉的涵养，是对国民进行政治教育中最高最重要的课题。”
印迹，它指出的是一种已有的方向，标志着前人脚踏的地方。余先生从这些印迹中清楚地看到了法律的二重性：“一部漫长的世界法律史，其实，便是一部‘好习惯’与‘坏习惯’的漫长战争史，也是一部‘天理人权’与‘统治阶级意志’的激烈抗争史。”也就是说，法律文化是历史的和渐进的，人类对法律印迹的寻找还在继续。
本文摘自《法制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