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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一年，鹏飞一度几乎断药，心情更加不定。付强他们频繁地穿梭于位于北三环的学校和南三环的鹏飞家，每周一次，风雨无阻。
第一次见到鹏飞
我一直对付强说想见鹏飞，付强问我原因，他说：“如果你是因为可怜他同情他，想看看一个艾滋病人是什么样子，那你不应该去。”我说，我是想认识一个朋友。于是2000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和付强坐在公主坟的300路车站等待鹏飞，我们约好一起去海淀图书城。我很紧张，不住的问付强有没有什么需要避讳的问题，而他总是耸耸肩，不在意的说没什么，就跟普通人一样。没过多久鹏飞来了。他是个很清秀的男孩，话不太多。上了公共汽车，付强便和他聊起最近看到的艾滋病新疗法。我问他最近有什么打算，他说正在学网页制作，想做一个网上的艾滋病论坛，给其他的患者关怀和帮助。
谈话间，汽车经过一条河，我问鹏飞会不会游泳。他说会，而且还救过人。那是在山西的时候，有一天鹏飞放学时发现有个小孩落水，于是跳下河去救人，那孩子在挣扎中差点把鹏飞拖下河底，但终于两人都平安上岸，可是那孩子一家得知鹏飞的病之后，竟连一句谢谢也没说。我问他，你不觉得寒心吗？他摇摇头说，无所谓了，反正也不是图别人感谢你。
我听付强说过鹏飞最大的爱好是电脑，更有朋友开玩笑说如果他和鹏飞的电脑同时烧40度，鹏飞一定是先救电脑。在海淀图书城里，他对电脑方面的书爱不释手，本来选定了一本《windows注册表修改大全》，一看价钱：58元，鹏飞想了想又放回书架。他说，好是真好，可是太贵了。
临近中午，我们走出书店，路边有两个外国人很热情地冲鹏飞打招呼。我们走过去和他们聊了两句，原来是《时报》的驻京记者，之前采访过鹏飞，其中一个女记者更无偿地为鹏飞找了半年的药品（价值近8万元人民币）。后来鹏飞告诉我，他接触的外国人比中国人要多，他们不会对他的病有所顾虑而且给他的帮助很大。
第一次到鹏飞家
第一次鹏飞家是王通带我去的。在走过几座欧式风格的商品房后，可以看到几座陈旧的灰黄色楼房，绕过写有“危楼”的那一栋写着“有问题找市长”的楼口左转，找写着“横梁断裂”的门洞钻进去，爬5层，右手边有一句话“顶板断裂”——鹏飞家到了。
两居室的房子月租金只有600块钱，“因为危楼，没人敢住，”鹏飞满不在乎地说着，“我觉得还挺结实的，就算真倒了也没关系，死了就死了呗。”屋内的布置很简单，没有什么家具。鹏飞房间里铺的彩色泡沫地砖显出一些活泼，他说那是朋友送的，甚至连鹏飞身上穿的衣服也是别人送的。
快中午的时候，鹏飞妈妈准备做饭，问我们几点了，又说家里连个表都没有。我说那就买一块吧。阿姨摇摇头说，好一点的要5块钱，有这钱我都能做出两顿饭来了。
很快的，午饭好了，一盘凉拌西红柿，一盘素炒白菜，一盘茄子。阿姨叫我们多吃，说我们还是孩子，胖一点身体才好，又说鹏飞总不爱吃饭。鹏飞心不在焉地扒拉着米饭，回了一句：“天天吃白菜能不烦么。”
下午，我们在鹏飞的房间里玩电脑，看他用FLASH做的一些小动画。时间过得飞快，转眼该告辞了，鹏飞送门口，说：“你们这就要走啊，走了就别再来了。”我们没有说话，阿姨在一旁说：“太晚了，人家回去该不方便了。他就是不想让你们走，这孩子也没什么朋友……”鹏飞看我们走门口，说：“我送送你们。”
于是我们一起下楼。公共汽车缓缓开动，我回过头想找鹏飞的身影，但是在炫目的灯光中我什么都看不见。
（北京师范大学朱璇/除宋鹏飞外文章人名均为化名）
专家称中国可能做出世界上首个艾滋病疫苗
2001…11…15
吕亦晨博士，美国哈佛大学艾滋病研究所首席科学家，中国南开大学特聘教
授。1997年曾任负责艾滋病问题的白宫总统顾问委员会艾滋病疫苗专家小组成员。
11月14日下午，记者对多年研究艾滋病疫苗并在该领域具有权威地位的吕亦
晨博士进行了独家专访。吕博士是最早接触艾滋病病毒研究的中国人之一。他主
持研究的艾滋病疫苗明年将进入二期临床试验。
吕博士说，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做出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疫苗。因为中国是
发展中国家中最有条件的一个。我的这个观点也许同意的人不多。得出这样的结
论，是因为中国有以下几方面的优势：
第一，哪个国家有13亿人口的卫生防疫系统？第二，哪个发展中国家的疫苗
能够自给自足？中国有覆盖全国的疫苗生产系统。第三，哪个发展中国家有这么
庞大的制药系统和卫生保健市场？第四，搞艾滋病研究需集各项技术之大成，中
国有数以万计的世界上最好的研究人员。有些人的艾滋病疫苗试验已经很被世界
看好。第五，中国的高层领导非常重视艾滋病的防治工作，这对研究人员非常重
要。第六，世界上现在有约15种艾滋病疫苗研究进入了一期或二期临床试验，而
美国有最多的研究艾滋病的专家，如果能够与中国结合，是符合中美双方的利益
的，对世界也非常有价值。
关于艾滋病治疗，吕博士的忠告是，美国和其他国家这么多年应对艾滋病，
有一个重大教训，就是，在对艾滋病人的早期治疗上，对艾滋病带菌者的治疗做
得不够好，实际上对这些人的治疗对预防艾滋病和保护大众非常有效。
目前中国有60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感染艾滋病病毒后的潜伏期一般为5~10
年，这期间，他们没有任何症状，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生活。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绝
大部分是15~45
岁的青壮年，性需求旺盛，而且其中有相当多的流动人口。这几
个条件恰恰是最适宜疾病传播的重要因素。
一开始美国很多病人是有钱就治，没钱就算。后来，政府意识到应该尽早地
大力资助那些治不起的人。为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进行治疗，不单单是为他们减轻
病痛，实际上是保护大众、减少疾病传染的有效手段。
1997年以前，在艾滋病面前，人人平等，穷人也好，富翁也罢，都没有好的
治疗方法。而1997年以后，鸡尾酒疗法问世，这是医学上的一大突破，社会问题
因此引入：艾滋病是富人的可治之症，却是穷人的不治之症。差别就在经济能力
上。如果政府和非政府组织、社会慈善机构都对贫穷患者的治疗问题置之不理，
这些青壮年患者在对未来无望的情况下，就可能有人产生反社会情绪和行为，传
播疾病。因此，政府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早期治疗的投资、帮助，非常重要。
吕研究过4
个在艾滋病问题上较有代表性的国家：美国、泰国、博茨瓦纳和
中国。美国1984年首次公开报道艾滋病问题，等达到高峰大约用了七八年时间，
随后下降，现在，占美国总人口0。6％的人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泰国的艾滋病从
发现到发展至峰值，也用了六七年时间，只是发展曲线比美国更陡，至今已经开
始回落。现在他们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占全国人口的2。6％，最高时曾达5％。
素有
非洲之星美称的博茨瓦纳有很好的公共卫生系统，国家富有，1989年他们才开始
发现首例艾滋病，进入高速增长期是1997年。估计今年发病率可达到41％。也就是
说，进入产院分娩的每两名妇女中就有一个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情况已经不可
能比这更糟了。
吕提醒说，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了艾滋病传播的快速上升时期，由于人口基数
庞大，不要说感染率达到总人口的5％，即使是像泰国现在2。5％的感染率，也将有
2500万的感染者。这些年来结核病的卷土重来、吸毒人群的增加和一些地方血液
污染的问题，都使中国的艾滋病问题非常令人担忧。
吕认为，未来5
年之内，能在中国的市场上出现供大众使用的艾滋病疫苗的
可能性微乎其微。重组性乙肝疫苗完成的过程用了11年。这里面牵扯到成本、价
格和知识产权等许多问题。但他对中国做出世界上第一个艾滋病疫苗很看好。（
中国青年报 蓝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