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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ds-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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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妻子小梅被确诊为艾滋病之后,许多的邻居都传说她的疾病是因为开发屋,和别人有不正当的关系才染上的。而这些话时常让阿申忍受着常人无法承受的痛苦,因为在他的眼中,小梅是最纯洁的,而对自己的妻子,阿申是绝对信任的。为给自己的爱妻讨一个公道,还一个公平。从来没有打过官司的阿申,在去年9月28日,一纸状书将包括县医院在内的5家单位共同推上了被告席。  
  2001年5月17日,区法院正式开庭进行审理。在法庭上,阿申提出了总额约1300万的赔偿费用。既包括有过错的被告应赔偿的多项医疗费用,还包括今后的生活费、治疗费。其中仅治疗费一项就高达1070万元。经过长达3个月的审理之后,今年8月31日区法院正式认定阿申老家的医院在这次输血事故中负有完全的责任,应给予经济赔偿38万元。  
  在将近半年的时间里,阿申的主要精力都放在了这场官司上。因为在他看来,赢得官司就能赢得继续生活的权利,得到经济赔偿就有了生存的希望。法院判决的38万元赔偿,阿申只拿到了5万元,剩下的钱什么时候能拿到手还是一个问号。为此阿申常常陷入莫名的恍惚之中。阿申解释说,生活不同了,但他对生活的态度没有改变,必须承认现实,不接受也得接受。只能面对未来,没有什么想不开的。  
  由于整天呆在家中,无所事事,那台不清楚的电视成了他唯一的安慰,不管放什么节目,阿申都会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阿申的母亲是这个家庭中唯一和外界接触的人,她希望用自己的事例来现身说法,让人们不要再歧视艾滋病人。她对记者说:“我每天和我孙女一起吃饭,睡觉也在一起,三年多了,我还是好好的。”(李鹏王涛建文牛歌)  
    

      
   
三个艾滋病患者的故事  
    
  ●夏青的父亲:“从内心来讲,我很庆幸,很多人给予夏青以关怀和照顾!”  
  ●小焕:“艾滋病病人可以接受暂时的社会资助,但谁能帮助你解决一生的问题?艾滋病病人应该生产自救!”  
  ●小吴:“我和其他上班族一样,正常地工作和生活,他们都不知道我是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艾滋病,“世纪瘟疫”,时下的热门话题。“关注艾滋、付诸行动”,耳熟能详的宣传口号。在日前闭幕的全国首届艾滋病大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医务工作者、科研人员、教师、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宗教界人士共同携手,为解决中国日渐严峻的艾滋病问题献力献策,这为全面铺开的艾滋病防治工作树立了风向标。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会长曾毅认为,目前中国防治艾滋病传播的关键,是进行“广泛、深入、持久”的宣传教育。艾滋病的教育不能仅仅局限在大城市的“时髦”人群中,应该从大城市到小城市到县、乡,最后达到农民。的确,令艾滋病防治人士担忧的是:人们严重缺乏艾滋病知识,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和偏见十分普遍,致使绝大部分感染者和患者至今还身处社会的“盲区”。那么“盲区”中艾滋病患者的生活究竟是怎样,他们何时才能头顶阳光、浮出水面呢?  
  最难忘,那双清亮的眼睛  
  “阿姨,你记我爸爸说的话干吗?”  
  “夏青,你猜呢?”  
  “给我治病!”  
  望着小夏青那双清亮的大眼睛,我的爱怜化作了两行清泪。据夏青的爸爸张建启介绍,这个来自河南省雎县的8岁女童被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很可能与6年前的一场大病有关。1995年农历5月28日,两岁多的小夏青在雎县某医院因做肠坏死手术而接受输血。血输了不到25毫升,医生说血稠,小夏青就改输妈妈的血。1999年年底,小夏青又得了血小板减少症,医生又给孩子输了四个单位的血小板,并连续输了三次血。这次所用的由河南某血站供应的血小板和血液,是经过医生全面检查的。今年4月份,小夏青一下子发烧长达50天,身上开始起疱疹。张建启带着孩子先后到县人民医院、河南省皮肤性病防治研究所检验,最后得出HIVAb阳性(初筛),建议做确证试验的结论。  
  今年11月,在国家天文台研究生李丹的帮助下,张建启带着小夏青来到北京地坛医院进行治疗。这个消息很快传到社会上,许多好心人向小夏青伸出了援助之手。“从内心来讲,我很庆幸。在地坛医院,我们遇见了像徐克沂、张福杰这样的好医生;而且夏青的事情在媒体上报道后,我们得到了社会上很多人的关心和帮助。”这位农家汉子不无感慨地说,“住在上地桥的一位谢老师托儿女来医院看望夏青,还捎来了五百块钱,并告诉我如在北京没有地方住,他们一家可为我们父女提供免费吃住的地方。”张建启还指着堆在床上的各种各样的小玩意对我说:“这些都是同情夏青遭遇的人送给她的礼物。这是和她同龄的小朋友送给她的毛毛熊和书包、还有热心的叔叔阿姨买给她的图画书和文具盒——  
  瘦弱的小夏青是个极其聪明的孩子。小小年纪的她居然能拿着毛线针,有板有眼地织围巾;她很喜欢《世上只有妈妈好》这首歌,我只教她唱了一遍,她居然就会了,而且还能纠正我唱错的词。小夏青还是最爱那身蓝色的校服,每天都穿着,可是因为有病,8岁的她至今没有上学。“有天早上,孩子一睁开眼睛,第一句话就是:‘爸爸,我们回家吧,我想上学。’”张建启情绪激动地说,“如果在这种情况下,孩子提出这样的要求,我能不答复吗?我就说:‘孩子,你需要上学,但你现在的病情不允许你去上学。如果你想上,爸爸将来给你找一个阿姨来教你,不过你得听话,知道吗?’孩子这样说,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使孩子接受教育,只能在一旁默默地流泪。”小夏青知道自己得的是艾滋病,但她不知道艾滋病对她有什么危害。她总是微笑着,拿着那本心爱的看图识字书,用她清脆的童音大声朗读,也会拿着铅笔在本子上认真地写着画着。有时,她还会拉着我,用期盼的目光望着我说:“阿姨,你教我念字,我喜欢字!”  
  来自河南雎县河堤乡的张建启,平时依靠打建筑零工维持全家五口的生活。小夏青现在还没有开始用药,如果用药的话,每月医疗费大概要五千元左右,这相当于张建启一年的收入。并且夏青一旦开始吃药,就不能停,否则就会反弹,病情会更加严重,以致危害生命。如果不用药,孩子最多只有一年的生命。“我借不起钱,也还不清这方面的债,夏青现在是个孩子。如果她的生命能维持到15岁,那就开始用成人的药量,假如还是现在这个药价,我就更没有能力解决她的医疗问题了。”一提起医药费,这位略显苍老的30多岁的父亲,眉头紧蹙,一脸愁容。  
  小夏青在医院里没有玩的地方,也接触不到其他孩子,所以一旦带她走出医院,面对五彩缤纷的世界时,她会表现得异常兴奋。她睁着那双水汪汪的好奇的大眼睛,脸上挂着灿烂又有些怯生生的笑容,左右顾盼着。她和其他孩子一样,喜欢去动物园,她能久久地伫立在笼子前,望着她喜爱的小猩猩和金丝猴;她也会撒娇耍赖,坐在地上哭着嚷着不回病房。每次我到医院去探望她,她总要重复地说:“阿姨,玩去!”孩子是真正爱这个世界的人,他们会把石头看成珠宝,小心地放进兜里。他们头上不论有什么样的天花板或者穹隆,在黑水晶一样的眼睛中反射出来的总是天堂。小夏青不也是这样吗?  
  我们是好朋友  
  轻松地坐在小焕的床上,我握了握他刚吃过苹果的湿漉漉的手,相同的年纪——23岁拉近了彼此的距离,我们的谈话很自然地开始了。“艾滋病病人最需要的,就是把我们当作正常人来看!”小焕说出了肺腑之言。  
  “说起我的病因,你一定会感到好笑。读高二的时候,和几个朋友出去玩。后来没钱了,回不了家,我就到商丘防疫站“卖”了两次血。去年8月份我开始腹泻,一直没好,后来又接连不断地发烧。今年3月,我被送到地坛医院时,已经是晚期了。当时严重地我一动也不能动,一动全身都是黑的,指甲黑紫黑紫的,太缺氧。像我这样重的病人,医生都失去信心了,而我的情况却一天一天好转起来,算是个奇迹吧!其实也很有意思,我知道自己的病情,不是通过亲人和医生,而是有天午睡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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