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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记者证？”一个50多岁的村民突然走上来，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装，脸上布满在烈日和风沙中劳作积淀下的硬硬的皱纹，像警察审问罪犯式地冲记者吼道，“还有名片！”老汉盯着记者证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钟。有些村民情绪激动起来：“都是你们记者，说我们文楼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结果从北京遣返回来好多打工的，我们种的菜都没人买了。”但马上有人反驳：“你不要听乡里胡说，没有高医生和记者把咱们的病反映出去，现在你能免费吃药打针？”“高医生也不咋的，他尽给病轻的人钱，不给我们病重的。”又有人说。更多的人围过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用各种眼神但并不友好地盯着。“你的介绍信呢？”那老汉又蹦一句来，更威风地盯着记者。介绍信当然是没有的。
右后方终于有一个声音说：“中国公民到哪里不行啊。何况他还啥也没采访。把记者证还给他吧。”“不行，乡里说了，记者不能私自来采访。”老汉并不准备让步。“让他走吧。”另外几个人也帮着说话。老汉迟疑之间，右后方的一只手把记者证夺过来，拉着记者往外就走。身后有人在骂骂咧咧。“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
这个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说，“我们也都是受害者。”程告诉记者，那老汉是文楼村“艾滋病协会”的会长。自从1999年7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西恩教授在这里发现了数以百计的艾滋病患者和携带者，死亡的阴影便笼罩着这个偏僻的中国村庄。
8月23日，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公布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确切地说，包括6个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楼大队，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卖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卫生部门的调查，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从1995年至今，至少31人死于艾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具体到只有800人的文楼自然村，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90％的青壮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卖血，其中大概只有5个人得以幸免。“我们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来的，今年卫生部又来过两次，4月份查的是尿，6月查的是血。”程建中说，“谁有病大家都知道，在这里也没什么好保密的。”最初的恐惧和绝望之后，生活在这一世界上艾滋病发病率最高地区的村民决定打破沉默。尽管有人仍然为自己得了“这个脏的病”而羞愧，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这样的画面：一个60多岁的老农感到“我们文楼人太丢人现眼了，在人前抬不起头”，但大部分人已经不再自惭形秽。“我们没有卖淫嫖娼，也没有吸毒，我们只是到那些官办的血站卖血，我们又没有做错事。”
程建中坚决地说，“必须有人为我们的病负责。”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提出诉讼，但不知道该把谁推上被告席。8月4日，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的由官员和北京专家组成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空气。“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34岁的艾滋病人程勇力说。免费医疗对穷困的村民是雪中送炭，8月29日记者到文楼的那一天，X光机、B超、显微镜刚刚运到春节后修建的村卫生所，这是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抗病毒治疗所必需的检测设备。
据介绍，为救助文楼村民，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已经花费了500万人民币，包括电网改造、小学修缮和40万元的药费。但村民们还是不满意。一个普遍的抱怨是县里一共发放了三次救济，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50元钱，一个毛毯和一双鞋，甚至有老实的病人一次都没得到。尽管政府保证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学费，但这个新学期在文楼的小学校里并没有执行。从县直和各乡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几乎一天一换，对病人病情的了解只能通过病历记录。连对疫情的调查都被指责动了手脚以压缩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儿童被锁在学校的教室里不准外出，直至愤怒的家长上告，方由卫生部官员责令当地补查。“这是形式主义，上面对我们很关心，但一到下面就变味了。”一位村民说。文楼村民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演化成外界对文楼的恐惧。卖油条的、卖猪头肉的、卖种子的、收西瓜的，现在都不再光临了，村民们告诉记者，在中央工作组之前，没有看到有当地政府官员前来慰问或调查。关心和回避的并存使艾滋病人愤懑的情绪变得奇怪起来。
来自北京的官员曾请几位病人代表到上蔡宾馆，有病人便要求住带空调的房间，第二天又要求给自己家里也装一个。“我了解他们的情绪，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找到更合情合法的途径要求赔偿。”告诉记者此事的一位官员说。
战争开始了
“战争开始了。”高耀洁有些蹒跚地迈上河南省图书馆高高的台阶。这个76岁的老太太用半年前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元赠款，印刷了12万册《艾滋病/性病的防治》。“我要把这些书全部发给最需要的人。”高耀洁教授说，“我害怕这场战争的灾难比二战还要大。”
8月23日下午，高耀洁和记者押送着第一批14400册书开始了她后来称之为“磕头”的送书之路。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3150本，宋庆龄基金会525本，省图书馆5075本——只有在省图书馆，才有一位副馆长和馆长助理出来接待，帮着张罗卸书。“我知道你们有134个市县图书馆和800个服务站，所以我还准备给你们2万本。”高耀洁对馆长嘱咐道，“但你们得把这些书发下去，我是要看回执的。”“我需要保证这些书能让需要的人免费看到，而不是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卖掉。”
高耀洁告诉记者，开封有一个23岁的女护士，给艾滋病人打针时不幸感染，她把伤口包扎上了。而实际上只需要按住动脉往外挤，用水冲，再放入酒精中20分钟就行了，“她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自己也到图书馆查过，但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书。”高耀洁已经自费把他的书寄给了700多索求者。她还希望能给省卫生防疫站2万本，但有人不愿意接受，理由是不能让病人知道那么多知识。最后是主管的副站长王哲出来说话，收下了2万1千本。“这是很残酷的，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的越清楚越好。”高耀洁说，她去过很多艾滋病高发乡村，“那里连一张挂图都没有，只是在上蔡那边的小学教室里挂了一个电影明星（濮存淅）。”
高耀洁曾经一度很担心有人阻止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她在书中提到了自己的发现：驻马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项城、沈丘和许昌的鄢陵等县的很多病例证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艾滋病，另一方可能过好几年也没有发现感染病毒。她提出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的用意，一是提醒学界对中国人体质与HIV性行为感染的亲和力进行研究，更关键的是佐证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采血问题的受害者。
即使到目前为止，官方的说法还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静脉吸毒传播为主，在估计的60万HIV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占总数的69。8％，经性接触传播的占6。9％，从1998年到2001年6月，经采供血传播的占同期感染总数的6％。“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这本书1996年第一版时也是这么写的。但从1999年开始，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了。”高耀洁说，“我们是经血传播为主。”
今年年初，高耀洁和桂西恩这两位在河南农村有很高知名度的医生，受邀参加了在清华大学开的一个研讨会。会上北京一位姓汤的教授提出新观点，中国的艾滋病感染70％—90％是通过色情业传播。“我像苍蝇一样跟着这汤教授，问他说的是真的吗。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通过色情业传播的连7％—9％都不到。后来这汤教授说，他是查了好多文件和资料得出的结论。云南和四川的代表说他们那里以吸毒传播为主，结果仔细一问，他们也是连一个艾滋病人都没见过。”高耀洁在记者面前挺起胸膛，“我见过的艾滋病人不下一千，我收到的数千封信来自全国各地，99％都是血液传播。”
记者只去过河南调查艾滋病，所以对全国的状况没有发言权。但在豫东的开封，当地最大的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检测出的艾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