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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造了神，又反过来让神成为自己的精神枷锁。历代封建统治者也利用这一点，自称“真龙天子”，让天下百姓服服帖帖、心悦诚服地接受压迫剥削。吴承恩应该是中国第一个正式将神“人化”的勇敢的作家。《西游记》的批判矛头直指道家的最高教主，描写了玉帝、老君等神的昏庸、残忍（诚如《中国文学史》所言，这是作者所处的封建社会统治者的真实写照）；该作的基调虽是“贬道扬佛”，但对佛教仍不乏讽喻笔墨，如借孙行者之口称如来是妖怪的“外甥”；又写阿傩、伽叶因索不到“人事”，便给唐僧假经，如来得知，不但不主持公道，反而袒护索贿弟子，还讲了向时自己“贱卖经文”的故事。替人念经一遍，米粒黄金即得数斗，如来还嫌“忒贱卖了”。
吴承恩的讽刺锋芒何其尖锐！
同时，吴氏又以热情洋溢的笔墨歌颂孙悟空大闹天宫、降妖珍魔的斗争精神。以至数百年后，毛泽东同志也欣然写下“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字澄清万里埃”的诗句，赞颂孙大圣；且希望借此反击又重来的“妖雾”。
遗憾的是吴氏没能像希腊神话那样大规模地、深入地将诸神“人化”。
玉帝、老君除了前七回参与迫害孙大圣外，再没什么戏。如来的戏也极其有限。观音等神除了言语上有些生活化情趣，亦仅停留在浮光掠影的浅层描写上。
同于明代产生、备受现代评论家赞誉的《水浒传》当年却命运多舛：明清两朝，以“海盗”之罪名多次遭禁。御用文人还写了《荡寇志》，企图抵消《水浒传》的巨大影响。相比之下，《西游记》便幸运得多：不仅未遭查禁，反而风行于世。即使在“文字狱”盛行的清代，也安然无恙。虽然吴氏对释道两教的批判达到相当的高度，但对一部神话小说，封建王朝还是比较放心的。民间呢？遍布中华大地的名山道场，并不因有讽刺两教内容的《西游记》的问世、传播而香火稀少。善男信女照旧络绎不绝地进入道庙梵宇，向三清四御或诸佛菩萨顶礼膜拜。你“呵祖”，我拜神。相安无事。这从一个侧面显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包容性。正是这种兼收并蓄，造成了中国长篇神话小说的繁荣。从文学史上也可看到，自《西游记》后，《封神演义》、《南游记》等相继问世，神佛越来越多进入小说，成为艺术形象，大大丰富了中国文学艺术宝库。
《西游记》中的取经僧唐三藏是有其生活原型的，他就是初唐时历十五年、行五万里、出生入死孤征天竺的“文化使者”玄奘。但我们在吴氏《西游记》中看到的唐三藏，成了孙行者的陪衬、一个自相矛盾的“愚氓”。作者与他取名“金蝉”是有寓意的，是想让他像“金蝉脱壳”那样一步步走向“圆满”。但实际描写上，唐僧给人的印象从出场到取经成功都是一副面孔，精神世界一成不变。作者完全避开了苦行僧遭遇的各种艰苦。有时好像是剥①② 参看丹纳《艺术哲学》。
去了“圣僧”的神圣外衣，把三藏当凡人来写：见了吃人的妖怪，成了脓包懦夫；见了变化成弱者的妖怪，便认敌为友。但类似的情节反复出现，使读者觉得唐僧既愚蠢又虚假。有时又露出“高大全”的“圣僧”面目，在女色面前保持金蝉长老的“贞节”。试想一个怕妖魔怕得要死、软弱无能的人，怎么能在女妖面前坚贞不屈呢？确实令人难以置信。
《新西游记》本着推陈出新的宗旨，加强了对取经群体的刻画描写。首先唐僧名正言顺地作为取经故事主角进入故事。同原著相比，他的精神世界得到较大丰富。他身上保留了一点“圣僧”的成份：他的孤身出关、独闯八百里沙漠，都具有传奇色彩。他西行路上的寂寞、“内苦”则更多地表现他作为凡人的面目。他有七情六欲，但在孙行者的帮助下，还是一次次地斩断情缘，投西而去。在弥河国，三藏为了救衬红成婚“破戒”，实际是一次“凤凰涅■”。他心头像孤女所献的那盏佛灯一样，一直有团风吹不熄、雨打不灭的光明，那便是与生俱来的对灵山的向往。
《西游记》中简单如同符号的沙僧得到全新的塑造。孙悟空、猪八戒在原来比较鲜活的基础上，加深了作为“人”的性格深化。如行者最后没有像原著那样加升“大职正果”，做“斗战胜佛”，而是回了花果山。或可以将其看作一种消极的“出世”处理。但我以为这是他最合理的结局。他虽降生宫廷，究其本源还是林野之人。取经路上，他愈来愈看透了天上人间的“官官相护”、无处不在的倾轧争夺。他不遗余力地斗魔珍妖，心态是比较复杂的，不可一言以蔽之。但他心底最想的并不是得道证果，而是重返故园。既然如此，还是顺其自然，让他回“泉清林秀”的花果山，过逍遥自在的日子吧！
作为“配角”的诸神魔怪在《西游记》中数量很多。其中有些写得比较生动，但多数概念、平面。《新西游记》写作过程中，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便尽量赋与这些“人物”各自不同的特性。在编撰曲折故事的同时，注意表现他们的“人情”、“人性”，使其更真实可信。如对观音、帝释、玉面狐女等，都用了不少笔墨。其中投注笔力最多的，大概要数如来佛了。
吴氏《西游记》中，如来出场不多，主要有赴天宫镇降孙大圣、灵山“造经传极乐”、狮驼国收伏大鹏怪，以及故事结局时纵容弟子索贿的“惊人之笔”。对后者，诸多评论家认为是“对宗教虚伪性的揭露”。我倒觉得这恐怕还是吴承恩鞭靴封建统治者的“春秋”笔墨。这也符合吴氏贯穿全书的现实主义批判精神。问题不在它的寓意底蕴，而是情节的设置是否应有其内在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西游记》第八回，如来说了一番南赡部洲贪淫乐祸、多杀多争，亟需教化后，主动提出要遣使去东土寻一个善信，教他来灵山求取真经，好回去劝化众生。是多么的宽厚仁慈！但等到唐僧师徒历尽干辛万苦来到雷音寺，他却又说甚“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将一幕神圣的正剧变成了滑稽戏。看到此处，嘲讽效果有了，批判高度也达到了。但从人物性情发展脉络来看，总觉得牵强，不够自然。
也许，作者追求的便是这种戏剧性效果；吴氏眼中的社会现实，不乏口是心非的当权者，根本不需要什么”‘铺垫”，秉笔直书可也。即便是这样，我对让无辜的佛祖代人受过，在感情上仍无法接受。
稍有佛教常识的入都知道，释迎牟尼本名乔答摩·悉达多，是古天竺迦毗罗卫国的太子。他身为嗣君，锦衣玉食，堕歌盈耳，完全可以纵情享乐。
但他生性慈悲，为了寻求解脱人生诸苦的正道，毅然离开王宫，去荒野修行。
苦修六年后，他终于在菩提树下得道，创立了博大精深、久传不衰的佛教。
古往今来，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为了崇高的精神追求，放弃荣华富贵，年复一年地吃苦、求索。我无法不钦佩他那崇高的人格和坚韧不拔的毅力。
便是出于对释迦牟尼、对佛教的敬重，我在《新西游记》开篇即写了悉达多太子离家修行得道的过程。以后他在书中几次出场，也都是一位笑容可掬、善解人意的长者形象。第五十一回，盘丝洞七姐妹赴灵山，请如来批准她们与唐僧结百年之好，他并未粗暴地加以呵斥，而是说要看双方是否有缘；七姐妹在宝刹歌舞，弄得众弟子也手舞足蹈，不能自持，他也只是笑道：“善哉！”该情节源于佛经上紧那罗歌女的故事①。生动他说明了庄严端肃的佛祖，也自有其可亲可爱的一面。三藏破戒后，行者代师父去灵山求情，如来慨然应允三藏“戴罪修行”。这不仅仅是由于前世有焰光菩萨为救陶女舍身破戒②的先例。即使没有那故事，如来也会那么做。因为佛教的宗旨是仁爱，是慈航普渡。如来此举正体现出佛家博大宽广的慈爱胸怀。
当我打完《新西游记》最后一个字符，“策杖孤征”的唐三藏也终诣鹫岭、功果圆满时，我油然想起一首古老的偈颂：“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只在汝心头？？”每个人心中都有他自己的“灵山”，这不是轻易能达到的。
你也许会走得很苦，也许会跌筋斗？？但只要你不泯灭一颗向善之心，持之以恒，孜孜追求，你也会像书中的唐三藏那样：历尽艰险，到达雷刹，取来真经！
海 诚1996。3。29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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