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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战士，吕赫若尽到了自己的责任，他为理想而殉身，并把所有的热血都洒到了生他养他的那块土地上。在至高无上的道义法庭上，吕赫若的灵魂倘若有知，他应该是死而无憾的。但是，作为艺术家的吕赫若却留给了我们太多的遗憾。生命中太多的美好事物等待着他去发现、感受、咏唱和抒写，以吕赫若的才华和他那强烈的创作欲望，他是可以写出更好更多的小说作品的。笔者斗胆断言：作为小说家和艺术家的吕赫若肯定会死不瞑目，因为还有庞大的写作计划（包括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需要完成。我们在吕赫若日记中可以看到大量激励自己多创作的句子。例如在1942年1月11日的日记中，作者写道：“要多创作，必须一篇接一篇地写。”1942年3月9日，吕赫若在日记中批露自己的心态说：“然而只是害怕，怕产生不出伟大的作品。”十天后，也即3月19日，他又在日记中激励自己：“总觉得非写出个作品、伟大的作品不可。”同年4月3日，吕赫若在怀疑自己得了肺病之后，在日记中写下了这样的句子：“死非所惧，唯恐没有可以传世之作。”他对于自己走上文学之路，早就有一种宿命般的理性认识：“一定要从事文学，这是我活着要走的路。”《吕赫若日记》未刊本，1942年5月13日。吕赫若多次在日记中提到自己想创作长篇小说的愿望，他甚至有一种特殊的紧迫感：“年过三十的时候要写出伟大的长篇小说。非写不可！”同①，1942年3月20日。可惜他最终没有如愿。而同时兼爱着文学与音乐的吕赫若，对自己的艺术个性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想“以剧作家来立身”，并认为这样能够寻找到自己的“文学与音乐的结合点”。同①，1942年2月19日。如果命运给他充分的时间，或许吕赫若会成为台湾现代史上最杰出的戏剧家之一。可惜这仅仅是“或许”，在这方面造物主对待他实在太苛刻了。
而对“写作没有进展”、“笔停滞不前”的状况，吕赫若屡屡在日记中倾诉了自己着急、焦虑乃至无奈的心情。1942年1月21日，吕赫若在日记中写道：“很想写些什么，经常在思考，想写出杰作来。却总是没法静下心来写。”过了七天，也即1月28日的日记中，吕赫若又写道：“晚上，无法写作，心情静不下来，去黑暗的宫园路跑步。”1942年2月21日，吕赫若又慨叹道：“苦于无法静心写作。若能定下心来，应该可以写出更好的作品。”1943年3月25日，吕赫若在日记中又谴责自己：“小说方面的事没能按自己的意思进展，总觉得太忙碌了。”到了晚上，他又一次注明：“晚上未能定心用功。”类似的文字在吕赫若日记中比比皆是，这固然显示了他严于律己的态度，但也说明了他内心剧烈的冲突与矛盾。笔者甚至设想，作为艺术家的吕赫若，其创作心态是否有些浮躁？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里，从来就有一种轻视文学、轻视艺术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吕赫若也没有例外，尽管在天性上他是多么热爱艺术，热爱文学，深深地为之痴迷，他也是多么梦想着潜心于艺术的海洋里尽情遨游，但自觉不自觉地，他的这一天性与爱好却又总是遭受着理性的压制，他对艺术的痴迷，对于美的留恋，与自己无法抑制的现实关切与对社会正义的渴望相比，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事实上，作为吕赫若生命特质与艺术特质之一的现实关切，同样也具有两面性：没有对现实的热烈关切，就没有吕赫若小说的产生，甚至没有吕赫若的文学生命。但是，过于强烈而直接的现实关切，也不可避免地限制了吕赫若艺术生命的发展。生活经历的多样与丰富，对于一个生命个体来说，的确是一笔宝贵的财富，但对一位艺术家的艺术追求则有可能带来不利影响。吕赫若那有限的精力，既要分配一部分给舞台上的声乐演出，又要参加文艺圈子里的一些社交活动，同时还必须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努力去学校教书、去报社当记者，因此他能拿出来专心用在创作上的时间与精力，就较为有限了。平心而论，吕赫若十三年的创作历程，仅仅只有二十四五篇小说问世，未免显得单薄了些。虽然评价一位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决不能仅仅从作品数量的多寡来决定。
书生扛枪，在任何一种文化视野和社会环境中，都是得不偿失的举动，何况吕赫若走向的是一条不归之路；但是，在那血与火的年代里，要求任何一位富有良知的文学家“躲进小楼成一统”，钻进自己的艺术象牙塔里，两耳不闻窗外民众的苦难和沾满血腥的枪声，却又实在是不负责任的无知言论。而当我们对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多一些真正的理解时，当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并感受着前辈们的燃情岁月和献身激情时，我们无法不为他们执着追求理想和真理，甚至为此不惜英勇献身的精神而感动。因为，不管价值观念在今天发生了多么大的变化，不管不同时代、不同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对于“真理”和社会进步的理解如何不同，那种义无返顾地为着自己信奉的真理和炽热的理想而无私无畏地走向牺牲的献身精神，那种为着人类的解放和历史进步而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奋斗精神，将永远是人类代代相传的最可宝贵的精神资源之一。不管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人类都需要这种精神。因为在漫长的历史岁月里，人类在探索真理、追求理想的历史过程中或许会付出惨痛的代价，甚至可能会走一些弯路，但不论怎样的代价与教训，都不能阻止人们对真理的探索和对理想的执着追求。这恰恰是人之为人的最重要的特性。人类社会从蒙昧的黑暗时代一步步地走到今天，并且能对遥远的未来保持坚定的信心，依靠的不正是这种执着追求与探索的精神，以及那不计代价的勇敢无畏的献身精神吗？
在白色恐怖的特殊年代，在人人自危的黑暗岁月里，吕赫若是抱定了赴死的决心，以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顽强意志，用自己瘦弱的身躯，向当时的国民党独裁政府发出了愤怒的抗议之声！这也许是很多人无法理解的：对于吕赫若来说，能够为理想而献身，本身就是最大的幸福，最大的人生价值所在。所以他才那么义无返顾地走向了决绝的抗争之路。他以自己的生命，为那黑暗的年代举起了一丝希望之光。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在为永恒的社会正义和人类理想付出了满腔的热血和宝贵的生命之后，或者默默无闻，或者很快被人遗忘；更有甚者，因为不能见容于统治当局，被残忍地屠杀后又被一再污蔑和诋毁，“永世不得翻身”。然而，人的价值果真只能以功名利禄、荣华富贵来衡量吗？人类历史和人类社会，从来就没有也决不应缺少一种超越于物质之外的精神性存在：那就是对真理、理想和永恒之正义的追求。这追求中的痛苦与快乐，绝非一般的功名利禄之徒所能理解和感受。
有些人虽然早已不在人间，但他们的光辉仍照亮着世界；这些人可谓是月黑之夜的星光，为人类照亮了前程。吕赫若正是这在月黑之夜照亮人类前程的星光。这使我们想起了卡尔·马克思的那句名言：他们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而面对他们的骨灰，高尚的人士将洒下热泪。
主要参考书目
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5年版。
吕赫若：《吕赫若日记（1942—1944）》未刊本。
吕芳雄：《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
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编：《台湾研究文集》，时事出版社1988年版。
［美］刘若愚著、王镇远译：《中国文学艺术精华》，黄山书社1989年版。
徐吉军、贺云翱：《中国丧葬礼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杨适：《中西人论的冲突——文化比较的一种新探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刘登翰等编：《台湾文学史》（上卷），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叶石涛：《台湾文学史纲》，高雄文学界杂志社1991年版。
吕良弼、汪毅夫：《台湾文化概观》，福建教育出版社1993年12月版。
郑土有：《关公信仰》，学苑出版社1994年版。
许俊雅：《日据时期台湾小说研究》，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5年版。
陈玉璧：《台湾的依附型发展》，台北人间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