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咬伤的消息后急忙赶到现场，但吕赫若已经神志不清了：“他看了我一眼，还叫了两声：‘阿庆兄！’然后又向我说，他想吃枝仔冰。听他这样说，我知道蛇毒已经侵入脑部了；果然没多久，他就断了气。我于是和老萧、苏金英及另一个村民，在苏金英家菜地旁的空地上，挖了一个坑，用一床草席草草包着，就地埋葬……”蓝博洲：《揭开台湾第一才子吕赫若的生死之谜》，《消失在历史迷雾中的作家身影》，（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8月版，第149—150页。
一代知识精英、艺术与文学天才，就这样匆匆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旅程，被永远埋葬在大山深处不知名的地方。值得一提的还有：1951年11月17日，台北“保安司令部”发布的第一批尚未自首的“潜匪”名单中，提到吕赫若的只有这样一行字：
吕赫若，三十二岁，台中县，台北歌手。
蓝博洲先生对此的感叹是：“一个不世出的一代才子，在官方的文献记载中，就这样‘盖棺论定’了。”同①，第150页。其实，对于身负“重任”的国民党特务们来说，他们最紧迫与最关键的，是要分清安分守己的“专政对象”与心怀“反骨”的叛乱分子之间的区别。而一两个文人的死亡，在他们眼中又算得了什么？
那么，在鹿窟武装基地被围剿中牺牲的“老萧”又是谁呢？经查证为“基地指导员”刘学坤，刘学坤的另一个化名又叫刘述生，即前文提及的大安印刷厂的实际负责人之一。而据曾担任基地通讯员的陈旬烟老人回忆，他当时也接到山上来的传话，说游击队有一位重要人物被毒蛇咬了，要他赶紧买药送上山去。陈旬烟急忙连夜赶到台北去买解毒药盘尼西林。当时的盘尼西林一类的药物，要有医生的证明才能从药店买到。陈旬烟又去敲医生的门，当时可能是在黎明时分。然而等到他把药辗转送到山上的时候，也同样已晚了三秋。四十多年后，陈旬烟老人凭着记忆，曾多次带领吕赫若的后人回到印象中当年的“历史现场”找寻和挖掘吕赫若的尸骨时，却什么也找不到了。毕竟已经过去了近半个世纪，四十多年的沧桑变迁，足以彻底改变一个地区的形态面貌，也足以淡化乃至清除掉历史中的是非恩怨。
但仅仅因为这一案件，一个数百人的村庄从此从地图上消失了。涉及此案的人们或者被押进监牢，或者远走异乡。而原来居住其间的山民，也纷纷迁出山里，搬到别处居住。当年人丁兴旺的小山村，如今早已人迹罕至，连残垣断壁也在茂密的丛草林木覆盖下，似乎永远消失了踪迹。这就难怪台湾当代著名作家李昂等人，沿着当年烈士的足迹寻访历史的遗迹时，曾对此充满了感慨：“这才知觉到一种深刻的悲哀，人、聚落，甚且文明与文化，都可能在一场浩劫中，不仅被夷平，还真正会消失——好似从来不曾发生过的消失、灭绝，无影无踪，再想要寻觅，也只是徒然。”李昂：《鹿窟纪事》，引自杨泽主编《手枪王》，（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1年10月版，第284页。
然而，历史老人果真如此健忘吗？尽管四十余年的时光流逝，足以让大多数刻骨铭心的记忆淡化，但对那些亲身经历过那场劫难、或者在劫难中痛失亲人的人们来说，那痛彻到骨的心灵创伤果真能彻底愈合吗？
据说，吕赫若被毒蛇咬伤是在“上山”半年左右之后。这样算来，应该离鹿窟武装基地被破获的日子不算太远。即使没有被毒蛇咬伤这种意外的发生，面对国民党军队天罗地网般的重重包围，仅有柔弱之躯的吕赫若也几乎不可能逃脱鹿窟基地案的劫难。或许，造物主让吕赫若这位品行高洁、性格倔强的艺术天才在大劫难来临之前，怀着对理想的深切执着与无比向往，因为一件意外事故而猝然离开人世，未尝不是别有深意的一种安排：他毕竟没有看到鹿窟“武装基地”的轰然崩溃，没有看到战友的变节和叛徒的告密，没有看到白色恐怖降临时朋友与亲人们的惊惶与白眼，造物主让他在这之前离开人世，是因为不忍心让他看到这理想破灭后血淋淋的现实吗？
还需要补充交代的是，吕赫若一人撒手西归，却把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无尽灾难与羞辱留给了他的家人和后辈。正像吕芳雄所说，吕赫若在“炽热与亮丽‘才子’的光环下”，走完了自己的人生之路，却留给他的家属与后代“寒冷又黑暗‘冬夜’般的生活。”《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46页。吕赫若案发以后，他那十几岁的大儿子、大女儿，以及他怀有身孕的情人苏玉兰女士等，统统被国民党特务带走。他的一双儿女在监牢里关押了三个多星期才被释放回家。吕赫若的妻子林雪绒女士如果不是临近生产，恐怕也在所难免。特务们抓不到吕赫若，便拿他身边的亲人们撒气。吕赫若的妻弟林永南则被关押达一年之久，其间屡屡被严刑逼供，他的双腿也因屡遭拷打而留下了终生的疤痕。他家则被牵连遭抄家多次。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吕赫若在逃离台北前曾向一位叫辜颜碧霞的寡妇借了两千块钱。其实两人交往总共没有几次，但就因这区区两千块钱，辜颜碧霞受到牵连后，竟被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判了死刑。后来多亏她的家人用钱多方打点才被减了刑。而吕赫若所在的大安印刷厂在未暴露之前，曾经翻印过一本台湾音乐家张彩湘编写的小学音乐课本，因为这件事，张彩湘硬是被关押了五年之久！
在国民党白色恐怖下，人人自危，连其家人也只能视吕赫若这个给自己的家族带来厄运的“罪魁祸首”为禁忌了。据吕芳雄回忆，吕赫若失踪后，孩子们很早就被大人告知，不可向别人提起关于父亲的事情。吕赫若留下来的一些手稿，如尚未发表的小说《星星》等，以及吕赫若收藏的没来得及转送他人的书籍等，也在外祖母按：即吕赫若的岳母。的一声令下，被他和大哥全部埋在自家的荔枝园里，化作了尘土。只有一本吕赫若的日记，因为记载了子女们的出生日期而侥幸得以保存下来。《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44页。现在这本日记，成为研究吕赫若个性与创作的珍贵资料。很显然，被恐惧所笼罩着的家人们，最大的愿望是把这个给他们带来厄运的亲人留给他们的印记彻底抹去。而吕赫若生前的那些亲友们更是怕惹祸上身，当吕赫若的妻子林雪绒试图把丈夫匆忙寄存在朋友处的一些物品索回时，他们大多不予承认，甚至装作根本不认识，所以那些物品一件也没有要回。除了个别至近的亲戚外，林雪绒与孩子们几乎不敢与其他任何人交往。为了避嫌，即使遇到吕赫若生前熟识的朋友，也只是装作不认识。林雪绒一家在乡下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熬过漫漫长夜，她总算含辛茹苦地把几个孩子抚养成人。
相比之下，吕赫若的情人苏玉兰及她与吕赫若所生的两个孩子，命运则更凄惨。吕赫若案发后，苏玉兰的生活失去了任何经济来源。万般无奈之际，苏玉兰只好找到社口村林雪绒家，希望对方能接纳自己母子三口一起过活。但已自命难保的林家又如何能答应这个请求呢？苏玉兰女士后来改嫁他人，她的两个可怜的孩子，其中女孩转送给他人抚养，男孩则因车祸而不幸夭折。——行文至此，笔者始终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这样一位极有才华和发展前景的作家，在日本殖民政府的高压政策下都能够艰难地生存了下来，却没能躲过国民党专制统治下的一场浩劫呢？为什么要维护对社会的统治，就必须以压迫乃至消灭体现着整个社会发展方向的一代知识精英作为代价呢？但愿这历史的教训能被后人永远牢记。
第八章 诗性的追求
吕赫若小说具有明显的诗性特征，这是在把握吕赫若的艺术个性时必须提及的。吕赫若在小说中常常截取生活流中的一段，在对细节的描摹中体现出浓郁的诗意；那宁静和谐的乡土田园、山川草木，及传统文学中的月亮、黄昏、星空等意象，则是吕赫若小说的主要诗性表现对象。同时，他的多才多艺也决定了他在小说创作中融合了音乐、绘画、摄影等诗兴审美的多种手法。这种诗性艺术的追求，离不开吕赫若所受到的中日两个民族的文学传统的影响。
第一节 吕赫若小说的诗性特质
小说是一种叙事艺术，诗歌是一种抒情艺术。但抒情与叙事在某些时候并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