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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不独吕赫若，男性软弱者形象在台湾作家笔下是非常普遍的，并且已引起学者们的普遍关注。在分析这一文学现象的形成原因时，台湾数百年来被异族殖民统治者所奴役的历史经验，是首先要被提及的。如有女性主义学者曾尖锐指出：“台湾历经几次殖民时期政治丕变的惨痛经验，台湾的男人失踪的失踪，留下来的则学习在噤若寒蝉的情况下求命保身。台湾的妇女面对的是传统男性权威的崩溃，她们见到的是他们的男人被有形或无形地‘阉割’。”邱贵芬：《性别／权利／殖民论述：乡土文学中的去势男人》，郑明娳主编《当代台湾女性文学论》，（台北）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27页。正是异族殖民主义的高压统治，造成了台湾“基本上是一个没有男性的社会”，因为“台湾的男人在面对殖民者时，若非被迫放弃男性能力，便是深为‘不能’的焦虑煎熬”同①，第20页。。这样的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不过，以性格软弱而著称的男性“去势”者形象，并不是台湾文学特有的现象。当我们浏览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时，不难发现男性软弱者形象家族的庞大。中国古代小说中，那些理想的男性形象大多是些温文尔雅的儒生形象，如《西厢记》里的张生、《红楼梦》中的贾宝玉等，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大都有些女性化倾向。相反，那些男性特征过于突出的人物，如张飞、李逵等，往往被漫画化或丑化，而且在作品中大多是些陪衬角色。相对于西方文学而言，这又的确是东方文学尤其是中国文学一个比较突出的特征。那么，为什么会形成这样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呢？说到底与中国传统文化整体上的阴柔、中和特征以及个性主义价值观念的相对缺失不无关系。
中国大陆现代作家笔下的人物画廊中，男性软弱者形象也同样屡见不鲜。最著名的如巴金《激流》三部曲中的高觉新、曹禺《雷雨》中的周萍、《北京人》中的曾文清等。不过与古代作家的审美倾向与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是，这些男性软弱者形象大都是现代作家所抨击和反思的对象。而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现代著名作家沈从文就激烈地抨击了生活在城市里的男性知识分子们具有一种丧失了男子气概的“阉寺性”，这与今天的一些女性主义者所说的“去势”特征是极为相似的。
但是，这类男性软弱者的形象塑造对吕赫若来说，却有着特殊的意义，那就是：作者有意识地将一种自我反省与自我批判的精神，灌注到这些人物形象身上。虽然我们决不可能把作品中的人物与创作主体相提并论，但无论从年龄还是从心志的某些方面来看，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发现这些人物形象与作家本人的共通之处。尤其是在吕赫若的一些作品中，叙述者与男性知识分子的身份往往合二为一，那么在这些性格懦弱的男性知识者形象身上，当然也更多地投射了作家自我的痛苦心志。在这里，我们不妨以小说《庙庭》、《月夜》中的全福形象（也即叙述者“我”）为例，着重分析一下吕赫若那复杂而矛盾的痛苦心灵，以及自我谴责和批判的沉重心情。
我们看到，童年时期的翠竹简直就是“我”的保护神。她总像大姐姐一样爱护、安慰着“我”。但成年以后，当翠竹遭受着无比悲惨凄凉的命运，在本该轮到“我”挺身而出保护表妹翠竹的时候，“我”却倍感自己的无能与无力。除了廉价的同情与安慰之外，“我”实际上没有任何能力帮助翠竹。小说一开始，作者就渲染了舅舅与舅妈对“我”的格外看重与信任。在“我”回到家乡的头天晚上，母亲就向“我”转述了舅舅“无论如何”都要见“我”一面的意思，甚至在“我”回来之前的一周内，舅舅几乎天天差人来看“我”是否回来，暗示了“我”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而当“我”真正抵达舅舅家中的时候，舅舅与舅妈又对“我”欲言又止，使“我”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很显然，舅舅一家几乎是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希望由“我”出面到翠竹丈夫家交涉一次。但不仅他们，即使是“我”自己，也大大高估了“我”的能力及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当“我”“不自量力”地承担下这一任务，带着舅父舅母的嘱托，陪着翠竹重新回到婆家之后，所做的又是什么呢？事实上还没到翠竹丈夫家，“我”就已经清楚地“感觉到自己的无力”，甚至自己的步履比翠竹的还要疲惫。至于面对翠竹丈夫究竟该采取什么应对策略，“我”更是全无主见。
到了翠竹丈夫家后，“我”的在场不仅未能制止翠竹的被侮辱和被毒打，反而使他们对翠竹的虐待更变本加厉。尤其不可思议的是，虽然“我”亲眼目睹了翠竹在丈夫家里的悲惨遭遇，还是“使尽了一切手段，极尽所能地赔礼”，目的只是要“成功地”让翠竹留在丈夫家里。“我”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是向舅舅匆匆“交差”了事，并没有真正设身处地地从翠竹的角度考虑问题，完全是一种懦弱自私的心理。而通观“我”所做的一切，其实际效应不过是把翠竹这只“可怜的羔羊”再次送入虎口，除了“助纣为虐”之外没有任何正面意义。所以，当“我”如释重负般地刚刚走出翠竹丈夫家，就传来翠竹跳水自杀的呼救声。但即使在那紧急时刻，我的惟一反应竟然只是“方寸全乱”！——如此废物的表哥，要他何用！小说到此戛然而止，翠竹的悲剧命运达到了高潮，在这一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自我哀怜、自我谴责的复杂的情绪宣泄，也同样高涨到了极点。
同样，即使是像《婚约奇谈》中的春木那样的革命青年（应该说他是作者的同路人了），作者对他的讽刺也很明显。与女主人公琴琴的果敢与坚定相比，他那优柔寡断和近于迂腐的“书呆子”性格可谓暴露无遗；而在《山川草木》中，相对于宝莲的沉着冷静与果敢坚毅，作为旁观者的叙述者“我”，则显得是那样地缺乏胆识和眼光；即使是《清秋》中的耀勋这一人物形象也是如此，在他那瞻前顾后、优柔寡断的性格背后，隐含着的不正是作家本人无力匡正时局、改变当时豺狼当道、几近疯狂之社会的痛苦心志吗？这样一种清醒的自我反思与自我批判精神，这样一种自我哀怜的复杂情绪，在殖民高压的“皇民化”时期显得是如此高洁清远，却又是那样的沉重与无奈！
第七章 叛逆者的陨落
台湾光复以后，吕赫若也和广大台湾人民一道经历了由兴奋、满怀期待到彻底失望、悲愤异常的情感历程。正是在二·二八事件的劫难中，在人人自危的白色恐怖中，吕赫若决绝地走上了一条以身殉道的不归路，年仅三十八岁就喋血鹿窟。他以热血和生命捍卫了自己的信仰与尊严，也表达了对新生的红色中国的向往。
第一节 台湾光复后的吕赫若及其创作
日本军国主义的战败，实现了广大台湾人民压抑在心底的回归祖国的愿望，但是，仅仅一年左右的时间，国民党统治下的台湾却是物价飞涨、经济崩溃、民不聊生，终于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的白色恐怖统治与专制暴行，给台湾民众带来了难以估量的身心伤害，也使不少台湾民众的“祖国认同”意识遭受严重挫折。吕赫若与广大台湾人民一道承受着苦难、不幸，并进行着不屈不挠的抗争，他的个人命运与那个动荡不安的时代一起沉浮。而他光复以后的小说创作，则不仅忠实地记录了那个时代的沧桑与不幸，也是其痛苦心志的真实写照。
一、光复后的台湾社会与吕赫若的文化活动
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日本殖民统治下长达五十年之久的宝岛台湾又重新回到了祖国母亲的怀抱。吕赫若和广大台湾人民一起欢呼雀跃。据吕的日本友人池田敏雄记载，他在1945年10月初见到吕赫若时，曾见其“正陶醉于亢奋中，与过去的他大为不同”转引自林至洁辑：《吕赫若创作年表》，吕赫若著、林至洁译《吕赫若小说全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