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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广阔的天地里纵横驰骋、自由翱翔啊。
从小就胸怀大志的吕赫若，对于学习自然是十分勤奋刻苦的，再加上天资聪慧，他的学习成绩向来十分出众。小学毕业时他竟然取得了全校第一名的好成绩，并同时考上了台中一中和台中师范学校。当年的吕赫若原本决心继续去当地最著名的中学台中市第一中学（台中一中）读书，将来再读大学的。以他的成绩，实现这个理想应绰绰有余。但吕赫若的父亲显然更看重免费的师范学校，这样可以省下一大笔钱，而且毕业后又由政府包分配工作。对于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来说，这样的机会实在是不可多得的。所以吕赫若尽管心里有一百个不乐意，无奈父命难违，只好去读师范学校。
不过，对吕赫若来说，笔者认为他就读师范学校并非完全是坏事：首先，通才教育是不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师范教育的一贯基本教育方针。文化基础知识和音乐、体育、美术等学科，在师范学校里可以说彼此倚重，互不偏废。在这样的教育方针指导下，艺术素质教育始终是师范学生学习与修养的重要内容。相对于分科过早过细、升学压力严重、竞争激烈的普通中学来说，这的确是一个不可替代的优势，而这对一个作家的成长又显得格外重要。吕赫若在师范学校里接受了良好的艺术熏陶，这为他尽快地发掘出自己的文学与音乐天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且由于没有了进一步升学的压力，吕赫若完全可以任由兴趣的发展而读书学习，发挥自己的个性与特长。他年纪轻轻就能同时在文学和音乐两个领域取得突出成就，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其天赋过人，另一方面也不能不是得益于师范学校的通才教育策略。
其次，读书生活的难遂人愿无疑也加剧了他对封建家庭和整个社会的叛逆心理，而小说创作又成为他宣泄这种不满和叛逆心理的重要途径，这为他尽早地走上文学创作之路提供了良好的契机。而且，师范学校的学生毕业后，绝大多数也被分配到边远、偏僻的农村从事教书工作（吕赫若本人正是如此）。也就是说，这些师范毕业生们尽管属于“文化人”，但往往与生活在大都市里的精英知识分子们有着很大不同。尽管在农村里，他们是名副其实的知识文明的传播者，但在城市里的精英知识分子们面前，他们往往产生一种自惭形秽的自卑心理，并很容易由这自卑心理进一步产生出强烈的叛逆与反抗意识。不过也正因如此，相比于城市里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们要少一些自以为是的自负与指手画脚的高傲，而更多了一些平民意识和底层关怀。吕赫若后来虽然也曾经在台北的文艺圈子里一度走红过，但很显然，他并没有很好地“进入”到明星的角色中，相反，却始终给人以“一介平民”的印象，这恐怕与他早年在师范学校的求学经历不无关系。
还有，师范求学的经历进一步强化了吕赫若个性中那根深蒂固的乡土情结。吕赫若终其一生，大部分的人生历程是在乡村度过的。他对农村里的山山水水、草草木木都充满深情，对父老乡亲的一颦一笑都是那样熟悉。他天然地热爱着生他养他的那一方土地，而他喜怒哀乐的些微变化又无不与那一方土地息息相关。如果说，少年时期的农村经历与地主家庭的长期生活，造就了吕赫若与乡土的天然纽结，那么他所受到的“立足于乡村、服务于乡村”的师范教育又为这种天然的乡土情感增添了些许理性色彩。一方面，吕赫若在师范学校里接受的现代文明教育，赋予了他一双冷峻的慧眼。凭着这双慧眼，他敏感地发现了乡村旧俗和传统宗法文化中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诸多因素。另一方面，现代文明教育所包含着的人道主义思想又必然地使得年轻的吕赫若更加深切地同情于底层农民的悲苦遭遇，使他自觉加重了对父老乡亲的那一份责任感。所有这一切，都在他以后的小说创作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尤其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台中师范学校不乏对工作尽职尽责、对学生因材施教和悉心引导的优秀老师，这对急需人生引路人的吕赫若来说，自然获益匪浅。据吕芳雄回忆，吕赫若十六岁那年、在师范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遇上了生平第一位文学启蒙老师矿江先生。再过了一年，吕赫若十七岁的时候，他又遇到了第二位启蒙老师古泽先生，并开始尝试文学创作。《吕芳雄回忆录》未刊本，第8—9页。尽管我们目前对这两位教师一无所知，但要由衷地感谢他们，就他们自身来说也许不过是对学生的一些不经意的鼓励与帮助，但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正是这些并未太费力的帮助与引导，却培养了一位台湾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
如果说人生发展的第一个关键阶段是在幼年时期，那么人生的第二个关键阶段则是在青春期。这一阶段往往会直接形成一个人的性格与能力潜质，甚至会直接影响其个人志趣、职业选择和人生道路。在考察吕赫若的人生历程时，我们不能忽略：有六年时间他是在师范学校度过的，这六年包括他青春期的大部分时间，和两三年的青年前期（十八岁到二十一岁）。我们也同样不能忽略的是，他的文学才华和音乐天赋，都是在师范学校读书期间获得了“质的飞跃”的。吕赫若十九岁那年、在师范学校就读五年级的时候，其音乐才能就突显了出来，并能在校表演钢琴独奏；二十二岁那年，也就是从台中师范学校毕业的第二年，吕赫若就发表了驰名文坛的《牛车》。这一切不能不归功于他在师范学校读书学习期间打下的坚实基础。
三、步入文学殿堂
吕赫若与文学的不解之缘固然是其艺术天赋显现的结果，但同样与其叛逆的个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其实，所谓“天赋”、“才华”一类的字眼儿，在某些时候是很难与一个人的个性截然分开的。而文学，说到底是人类对现实世界的一种反抗（或者美其名曰“超越”）方式与手段。当人类在现实世界中无法满足自己的愿望，无法迅速实现自己的理想时；当人类在“现实”与“客观”这个庞大的对手面前一时无能为力、单靠物质的手段怎么也打不赢对手的时候，就需要文学来发挥它的反抗与战斗作用了。不管我们怎样理解文学，也不管文学实践者们的理论与旗帜有多么千差万别，但笔者始终坚信一点：文学作品的产生离不开创作主体的不满与反抗情绪。尽管它们的反抗方式与反抗对象各有不同：有的把反抗目标锁定在社会人生领域，有的则指向了难遂人愿的命运之神，但其反叛本质却是共同的。哪怕是痛苦的心灵呻吟、软弱者的灵魂哀号，它们一旦转化成文学艺术，事实上都隐含了一种抗议与不满。而这种抗议与不满，恰恰是文学反抗品质的自然表露。即使有的作家仅仅是对美的赞叹与留恋，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看作是对时间的反叛。那些对美的事物与美的瞬间有着特殊敏感的人们，总是希望把这些美好事物与美的瞬间永远留住，让它们成为永恒。——创作者们的努力其实就是一种对命运与时间的抗争。
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文学艺术与人类最根本的特性——一种根深蒂固的叛逆性，一种不满足于现状、不安分于现实的、与命运坚决抗争的精神品质是一脉相承的。古往今来的人们，都在追求所谓的“不朽”，其实也正是这种反抗与叛逆精神的显现。只有人类才能在造物主面前突显出这种自我的主体性，也只有人类才能不屈不挠地反叛命运、抗争宿命。即使中国传统哲学里的“知天顺命”，也不过是达到一种延年益寿之目的的手段而已。文学艺术，说到底也是人类运用语言这种物质工具进行抗争的一种手段，它在最深层次上体现了人的内心需要，体现了人的本质。因此，文学家大都是一些具有顽强个性和叛逆精神的人们也就不足为怪了。他们对社会现实有着太多的不满，甚至对当时的社会习俗与主流价值观念都表现出反叛倾向。关于这一点，我们的祖先早就认识得非常充分。无论是《诗经》中“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带有求实倾向的抒情传统，还是唐代韩愈等人提出的“物不平则鸣”的文学主张，所强调的无不是文学本身的苦闷性质与抗争品质。
不论吕赫若本人是否意识到，他都以自己的文学实践再一次证实了古人在这个问题上的先知先觉性。他自己的小说创作，在某种程度上完全可以说是其苦闷心灵的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