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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可以通过吕赫若的系列小说《春的呢喃》、《田园与女人》中所描写的三位女性，来管窥一下吕赫若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这三位女性可以说分别代表了同一时代不同家庭不同阶层的三类女性的生活状态与精神状态。珠里无疑是上层女性的代表，尽管小说对这一人物的身世与家庭并没有过多地描述，但通过她与江伯烟的一次见面，其不谙世事、天真浪漫、泼辣开朗，率性自然得不无傲慢、思想开放得有些过分的独特性格，就活灵活现地展现在了读者的面前。可以断定的是，珠里一定从小生活在一个富裕、温暖、宽松、甚至有些娇生惯养的家庭环境里。她与江伯烟第一次见面，是在他们共同的音乐老师家里，当时珠里正在专心致志地弹奏钢琴，伯烟没有打扰她，只是静静地在一旁聆听。她给伯烟的第一印象是：“她的侧脸极为美丽。长长的睫毛下，水汪汪的黑眼睛，脸颊红润，一副健康的样子。不管怎么看都觉得她一定是名门的闺秀。”而珠里对他的态度，则有一个迅速变化的戏剧性过程。最初她对伯烟完全是一副傲慢的神情，等到得知伯烟精通小提琴和钢琴后，态度又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对伯烟热情有加，甚至非要拜他为师不可。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中视为禁忌的男女关系，珠里则表现得相当有叛逆性。她刚刚结识江伯烟，便邀请他去咖啡厅喝茶。面对这样的女孩子，连一向深受现代思潮影响的江伯烟都难以适应。很显然，过于幸福和顺利的生活，使珠里这类女孩子对人生的痛苦与磨难缺乏应有的感知，对社会的险恶与苦难更不了解。她满脑子里尽是浪漫的观念，却又有些过于自我中心的狭隘与自私。
与珠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另一位女孩子，伯烟的恋人丽卿。丽卿尽管也在东京学医，接受过现代教育和现代个性主义思潮的熏陶，但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特别是父亲的严厉管教，丽卿的行为与性格都显得格外保守。她与伯烟谈恋爱，主要还因为伯烟与自己哥哥是同学。还是在哥哥的说和下，两人才发展为恋爱关系。而丽卿尽管私下里与伯烟确定了恋爱关系，却始终不敢公开地与伯烟正常地交往。甚至从学校毕业离开伯烟后一直没有音信，当伯烟找到丽卿的家门，与丽卿打了个照面后，丽卿的第一个反应是脸上现出“一副惊愕的表情”，口里“微微发出‘啊’声”，默默地凝视他一会儿后，“突然飞冲似地，抱着晾干后的衣物进入家里，然后把门关上”。任凭伯烟在外面苦苦等待，再也不肯露面。如此的惊慌失措，其内向保守、胆小懦弱的性格充分暴露了出来。而这种性格无疑给两人的爱情前途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丽卿的哥哥要求伯烟正式托个媒人向丽卿求婚，但凭着丽卿这样的性格，能否冲破封建家庭的牢笼，追求到真正的个人幸福，实在是一个未知数。
另外一位女性彩碧，则是典型的出身贫寒的下层女性形象。出身的低微，学识的粗浅，造就了她比丽卿更为内向胆怯的性格。在残酷的命运之神面前，她完全像一只无助的羔羊一样任人宰割。因为家境的困窘，她从小就被卖到江伯烟家，成为伯烟的童养媳。尽管在伯烟家生活多年，但见到伯烟，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只是“不好意思地低下头，在炉灶的四周来来去去，脸色很苍白”。其羞怯之状跃然可见。“彩碧美丽又温柔，只是没有上女学校而已。”彩碧被伯烟“休”掉以后，很快就离开了江家，而且据说没有回她的亲生父母家。等待着她的，又将是怎样凶险与悲惨的人生之路呢？
小说展示了主人公江伯烟在这三位女性之间的情感纠葛。仔细体会一下就可以看出，伯烟对于珠里这样一位现代女性，显然采取了一种“仰视”的审美视角，尽管珠里的傲慢与过于“西化”令他难以认同，但不能否认，伯烟在与珠里的短暂交往中，不无被这个开朗活泼而浪漫的女孩子所打动。但这种怦然心动，与火热激烈的爱情和真正意义上的相知相爱，并非一回事。因此，伯烟对珠里这样的摩登女性，实际上是敬而远之的。而对于自己的恋人丽卿，采取的则是明显的“平视”视角。正因为“平视”，所以才对其性格缺陷有着痛切的了解；而对自己的童养媳彩碧，尽管充满了同情与爱怜，但要他娶其为妻，这是伯烟无论如何都做不到的。应该说，这三位女性都不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女性形象。珠里显然过于活泼开放，传统妇女的含蓄、沉静之美德与她格格不入；丽卿的过于内向保守、在行为上过于胆怯，性格上优柔寡断，其身上的“现代”气息则明显不足；而彩碧的孤苦无依也只能引起伯烟的同情和些许怜爱，这种同情与真正的爱情更是两码事。笔者认为，这两篇小说含蓄地表达了作者对理想女性形象的追索，以及对不同的女性命运与人生道路的思考。
相对而言，《山川草木》中的宝莲则更多地体现了作家心中完美的女性形象。宝莲这一人物吸引我们乃至作者本人的，首先是其非同一般的美貌。作者曾详细而充满激情地刻画了她的美丽与现代：
她二十岁还是音乐学校在学学生，住在神宫外苑一个高级女子公寓，时常穿着合身时髦的洋装。深邃乌黑的瞳孔、双眼皮、长睫毛，既理智唇形又美的双唇笑起来浑然一体，表情非常具有智慧，穿着洋装时，拥有一股女性的魅力时而展现出妖妇般的美貌。浓密乌黑的秀发，烫或卷发地披在肩上，丰满的身材及洋装下纤细的腿，走路时不时引来人们的视线成为目光的焦点。
这段文字刻意表现了宝莲异乎寻常的美丽，她那令人无法抗拒的女性魅力，那“妖妇般的美貌”，以及身上那“合身时髦的洋装”，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作者对所有这一切的渲染，更多地是为了烘托其心灵之美，确切地说是为了衬托她美丽而现代的外表下，对中国传统美德的坚守。我们发现在宝莲性感妖艳、打扮时髦的外表裹藏着的，却是有着中国传统美德的东方女性的心灵。而正是像宝莲这样的既受过现代文明的熏陶，形象上属于西方和现代，心灵却继承了中国传统妇女之美德的女性形象，成为作者心目中最理想的女性形象。她在父亲病故以后，勇敢地承担起家庭的重任；为了照顾弟弟妹妹，甚至牺牲了自己在东京音乐学校求学的机会，放弃了大城市的生活与自己的艺术前途，选择了远离城市喧哗的山野乡村，与弟妹们一起生活，成了一名地地道道的“村妇”。叙述者及作者尽管痛惜于宝莲的音乐才华，但对她的人生选择却充满惊叹与赞美。于是，宝莲的身心之美丽与她所生活的田园乡土之秀美交相呼应。作者以抒情化的语言，描绘着这一幅美丽的图画，体现了一种东方式的诗人情怀。
田园与田园中美丽的女人，无疑是吕赫若小说中反复出现的一对不可分割的意象。吕赫若写过一篇题为《田园与女人》的小说。笔者认为这个题目本身足以概括他整个小说创作的一个基本倾向。而从宽泛的意义上讲，吕赫若的小说有哪一篇离开了田园与女人呢？田园是东方式的田园，女人更是东方式的女人。虽然她们接受了现代的教育，但心灵却永远追随着传统，体现着一种古典的人格美。而田园和女人，都可以使我们产生富有诗意的联想。如果我们再把视野进一步放宽到整个中国现代文坛，会发现这样一种东方式的审美理想，恰恰是众多现代男性作家的一种典型心态。尽管他们在理智上追求着现代化与城市化，在文化态度上往往采取一种激烈反传统的姿态，但在情感上却总是难以抑制自己对乡土中国的怀恋与向往，对东方女性的无比眷恋。在这样的情况下，田园则成了他们永恒的憧憬。在家乡之外四处流浪的现代作家们，当心灵疲惫不堪和伤痕累累的时候，与农村和乡土紧密相连的故乡，也就成为他心灵深处最为柔软的一个角落；而故乡中的女人，则成了他们心中最美丽的幻想。
不仅如此，当我们把宝莲这位坚忍顽强、在隐忍与自我牺牲中默默地积聚着反抗力量的女性形象，与当时的殖民地处境联系起来的时候，就不能不发现作者隐藏在其中的深意所在：那像女神一样傲然立于山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