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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盾和吕赫若在《春蚕》、《牛车》等作品中的艺术表现，都含蓄地表达了这样一种历史理念：对任何一个历史事件、任何一场历史变动的价值评判，都离不开以它对普通百姓的影响作为最根本的依据，任何其他冠冕堂皇的理论与口号则未必可靠。不论在任何时代，都应当让生活在最底层的百姓们看到希望的曙光。否则，即使是“上等人”的日子恐怕也不会太好过，这也同样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规律”之一。因此，如何在剧烈的历史变动面前，使那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农民不致于走向绝路，这是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必须引起高度重视的社会问题。两位文学家以自己深厚的人道关怀与敏锐的社会忧思，艺术化地表现了自己对这一重大社会问题的独特思索与感知。
在两位作家笔下，20世纪30年代所谓的“社会进步”并没有给老通宝、杨添丁一类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百姓们带来任何直接的现实利益，相反，却加速了他们的破产，使他们原本就入不敷出的惨淡生活更加困顿。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控诉了这种畸形的社会“进步”。不过，茅盾显然比吕赫若更为乐观一些，所以到了《春蚕》的续作《秋收》等作品中，他让多多头等年轻的农民兄弟从一次次被欺骗被压迫的现实困境中逐渐地觉醒，自发地组织起来，掀起了星火燎原般的“抢米”风潮；作家还为老通宝这样因循守旧的旧式农民，设计了于贫病交加中“退出历史舞台”的归宿。相对而言，吕赫若则显得孤愤了许多，因此他不惜让杨添丁夫妇以堕落、偷盗等激烈的“不法”行为，来表达他对当时社会的不满与抗议。
另一方面，两位作家都意识到了现代化与民族化并非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有论者在谈到吕赫若思想历程的转折曾经认为：“历经《清秋》之心理挣扎和过渡，到《玉兰花》阶段，深受汉文化熏陶、又怀抱左翼思想的吕赫若，终于看清时代的前景和路向，蓦然回首，在灯火阑珊处，于玉兰幽香里，他终领悟到近代化按：即“现代化”。与汉民族文化并非相斥而可相容的可能性。”张恒豪：《日据末期的三对童眼》，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92页。其实，吕赫若并非到了创作《玉兰花》的时候，才“蓦然回首”地认识到“现代化与汉民族文化并非相排斥而可相容的可能性”的，笔者在前文已反复强调，作为一名接受过现代教育的知识分子，他不可能连这样的历史常识都不具备。只不过在早期创作中，吕赫若把更多的笔墨用在批判伴随殖民化而来的机械化文明的负面作用，特别是对底层百姓的巨大伤害上。而这种批判即使在21世纪初的今天，仍然具有强烈的现实意义。今天的海峡两岸，历经艰苦的谈判之后，终于在新世纪之初同时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两岸人民这一理性而自觉的重大选择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将很快显现出来。特别是对大多数地区仍处于“前工业化”时期的中国大陆来说，如何在“洋米”、“洋面”等逐渐涌入内地市场的时候，最大限度地保护处于社会底层的农民的利益不受伤害，仍将是一个严峻而现实的社会课题。当然，今天的国际环境与中国人民，都与七十年前有了本质的不同，只要我们理性面对，应付得当，并给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与边缘的农民兄弟以关心与照顾，老通宝、杨添丁们的悲剧就不可能重演。
当然，两位作家在面对与殖民化纠葛在一起的“现代化”运动时，所深刻感受到的矛盾与困惑也是相通的。实际上，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与处于全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台湾现代知识分子，他们所感同身受的精神压力与心灵冲突，并没有本质的差别，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已。据说早在1898年，就有人以“日人我之仇雠，不当使之借箸”为理由反对效法日本。其实何止日本，整个西方列强，不都是我中华民族的“仇雠”吗？但我们又不得不向其“借箸”。这样，侵略者、仇敌与老师的双重角色，必然决定了包括台湾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人面对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现代文明时，会产生一种既接纳又拒斥的复杂矛盾的文化心态。而中、日两个民族近代百年的恩怨历史，即使在今天，也是缠绕在两个民族身上的巨大阴影。
第二节 《牛车》与吕赫若小说的思想特质
台湾学者林明德在谈到吕赫若小说的思想内涵时，曾特别指出：“就小说所反映的现象，可以分为四个层面，即：1。
农工遭遇、2。 妇女命运、3。 家庭纠葛、4。 时势关怀。”林明德：《吕赫若的短篇小说艺术》，陈映真等著《吕赫若作品研究——台湾第一才子》，（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8页。这样的概括是非常中肯而全面的，而这四个方面其实都可以从他的成名作《牛车》中探询到源头。作为一名具有深刻现实批判精神的左翼作家，《牛车》显示出吕赫若小说中两个最重要的思想特质：作者那发自内心的底层关怀和不可抑止的道德情怀。而这也是吕赫若等海峡两岸左翼作家留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重要的思想文化遗产。当然，这样的思想内涵，也与海峡两岸当今文坛的商业化、时尚化写作倾向，形成了鲜明反差。
一、发自内心的底层关怀
虽然从表面上看，写作完《牛车》和《暴风雨的故事》的吕赫若，将创作视角转向了婚姻爱情领域，但除了《婚约奇谈》这个“小插曲”之外，吕赫若在《前途手记》、《女人的命运》等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对处于社会弱势与边缘地位的女性命运的关切，其实已在《牛车》中的阿梅、《暴风雨的故事》中的罔市等人物身上初见端倪。此后他在《财子寿》、《庙庭》、《月夜》及至他最后的一部作品《冬夜》中，都一再重复着这种关切。而《逃跑的男人》等作品中的家庭剧变与衰颓主题，也同样可在《牛车》、《暴风雨的故事》中婚姻的一方（丈夫或妻子）的失踪或死亡中找到端倪。只不过他后来把此类“家庭解体”事件的关注点，更集中于封建地主家庭内部而已。虽然如此，吕赫若小说中的底层关切始终没有中断过。如果说对传统地主家庭内部纷争与对处于弱势地位的妇女悲剧命运的特殊关注，是吕赫若创作个性中最有特色的内容，那么，他性灵深处的那种人道主义情怀，那发自内心的底层关怀，则构成了其小说创作的基本底色。
在吕赫若笔下，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屡遭当局欺压的社会边缘者如何被当局逼迫得走投无路直至铤而走险、以死抗争；是那些备遭侮辱与损害的弱势者如何地忍辱偷生、胆战心惊，却没有任何渠道宣泄心中的愤懑与不满，最终精神彻底崩溃；是那些死去了丈夫、丧失了家庭、也失去了最基本的生活依靠的妇女与儿童，怎样在命运的重压下痛苦地哀号与呻吟。吕赫若的小说作品，大都以冷峻深邃的笔墨，抒写着底层百姓的悲哀。而他笔下的那些社会边缘人与弱势者，似乎无论怎样挣扎，都难以逃脱命定的苦难与不幸，他们在剧烈的社会动荡面前又是那样的惊慌失措、无所适从。一次次的社会动荡与历史变革，不仅没有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任何转机，相反却把这些底层与边缘者们一步步推向了更加苦难与不幸的深渊。这些弱小可怜的穷苦百姓们，他们来到这个不公平世界的惟一使命，似乎就是忍受苦难，遭遇不幸。他们如同掉进一口巨大而黑暗的苦井之中，在无底的深渊里任凭怎样挣扎，却总也不能寻求到一点点希望和光明。相反，只能在苦难和黑暗的泥潭里越陷越深，直至最后被吞噬被毁灭，像弱小的草木一样无声无息地消亡。——吕赫若的小说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就是社会弱小者与卑微者们的哀歌，是他们痛苦而愤怒的心灵写照。作者替他们，替这些最边缘最弱小的底层百姓们，喊出了对当时吃人社会的强烈抗议；对包括日本殖民主义者在内的处于社会上层、占据着社会主流资源而作威作福的统治者与压迫者们的无比愤怒。
《牛车》中的杨添丁一家被“工业化”、“现代化”的社会变动逼迫得走投无路、家破人亡的故事，不必再重复；而《暴风雨的故事》中的农民老松的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