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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参考书。而且我发现，当年的中小学教员之所以把已经非常枯燥的语文教材讲解得更加乏味，是因为他们一律是照本宣科地按教参书在讲课。如果说教材不好，只能打五十分，那么教参书更差，顶多只能打三十分。也就是说，当时最优秀的语文教员的讲课（假设他充分备课，吃透教参书），也只能打三十分。如果教员敷衍塞责，那么讲课效果必然更惨。比如有的教员事先不备课，也不钻研教参，上课时把教参书摊在讲台上，手上装模作样拿着课本，讲课时眼睛眄着讲台上的教参，如果他是近视眼，甚至会明目张胆地俯身到讲台上看教参。这样的教员，当然不可能赢得学生的尊敬。而这样的讲课想引起学生的兴趣，当然是缘木求鱼。
更何况，我做学生的七十年代，教参是教员的秘密武器，教员讲解知识难点时，不知情的学生很容易对教员肃然起敬，以为教员知识渊博，无所不知。但我做教员的八、九十年代，教材市场已放开，教材虽然依旧仅有统编的一种，但教参除了统编的一种，还有各种渠道编写的许多种，学生可以在书店里买到多种教参，而教员却仅有发下来的一种教参。不少学生拥有的教参都不止一种，当然也包括教员手上的那一种。所以教员讲解知识难点时，即便讲得不错，学生也知道教员是从统编教参书上批发下来的。何况统编教参常有谬误，教员照着错的讲，学生会当场提出疑问，说他们预习时已经对比各种教参书热烈讨论过了，他们认为非统编教参讲得更有道理。目瞪口呆的教员当然威信扫地，知识权威的形象发生动摇。如果教员还要文过饰非，替自己和统编教参做力不从心的狡辩，那么他的人格也将遭到学生鄙视。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独立思考能力更强的八、九十年代学生，会比六、七十年代的学生更不喜欢语文课，更不尊敬语文教员。
我备课从来不看教参书，而是按自己的真实理解讲课。有的学生会提出疑问，说我讲的与他手头的统编教参不一样。但立刻就有更多的学生赞成我的讲解，因为他们手上的某些非统编教参与我讲的比较一致。当然，更多的时候，我的讲课远远超出了所有教参的刻板范围。最后学生对我信赖到这种程度：只要我的观点与教参（不管是否统编）不一致，他们都倾向于相信我的观点。不过我从未忘记提醒他们，切勿迷信我的观点，我决非无所不知，更不可能永远正确，他们应该用自己的头脑独立思考，认真辨析，知所取舍，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
九十年代初的某个学期，由于换了新教材，统编教参来不及编印，开学时语文教员没有拿到统编教参，而学生倒有不少其他渠道赶印出来的非统编教参。于是我的同事们怨声载道，纷纷说不知如何讲课了。直到学期过半，统编教参才发到教员手里。但后来上海市教育局做了一项调查，发现前半学期学生们对语文课的兴趣普遍超过此前未发生“无教参事故”的“正常”学期，原因是有责任心的优秀教员，由于摆脱了教参的规定思路的束缚，反而能够进行自由备课，讲课也就格外生动有趣。但等到后半学期统编教参发到教员手里以后，教员们的讲课再次落入搬运工的老套，学生们再次对语文课失去了兴趣和热情。
据我所知，通过这一“事故”，上海市教育局正在考虑取消语文教参书，解放语文教员的思想，给语文教学松绑。可惜我赶不上这样的好时光了。因为在现有的教员评价体系中，我是一个不合格的语文教员。我教了十一年书，深受学生爱戴，而且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居全校之冠，但却连中级职称也评不上。而与我同龄的其他教员全都评上了，甚至比我年轻的许多教员也评上了。尊敬我的同事们安慰我说，这叫“去掉一个最高分”，这说明公道自在人心。一九九五年，我带着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保持同步的初级职称，离开了教学岗位，成了一名自由作家。颇为反讽的是，一九九六年，在我离职之后不久，我的作品却被选进了上海市中学生的课外读物。我的具有中、高级职称的同事们，却在课堂上讲解我这个初级职称者的作品。这或许意味着，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始了。
爱与正义
？ 李 猛
亲爱的格老孔，这场斗争是重大的。其重要性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它是决定一个人善恶的关键。
韩石山著《徐志摩传》
？ 李国涛
读了韩石山先生的新著《徐志摩传》，很是欣赏。我不得不赞之曰：文辞清丽，考核精详；体例新颖，析事入情。且容在下慢慢道来。
先说“文辞清丽”。近几年只知道韩先生从事现代文学研究，但没读过他的大著。他的报刊短文偶尔读到。说实话，我对他的文风不大喜欢，也就是以为有点油滑。后来想也许是我少见多怪，现今的时髦文风就是这样。前几天得到《徐志摩传》，我知道这是他近几年的心血所在，立即就读了。一读，可就被吸住。吸住我的，首先就是那里面的文章好。作者在《序》里，忍不住对他自己的文字略有自夸。我想，也正值得夸一夸。不油滑，不，一点也不了。文风如何能一下就改了呢？我想，这有原因。夫报刊小文，与人论辩，唇枪舌剑，各逞意气，毛病就来了。写正经学术著作，一板一眼，无从油滑。而他的文章本来就好，这就只见好处，掩去瑕疵。我读过不少当代人写的作家传记。也说实话：文辞太差。因此大都枯燥，而少趣味。传记有它的难处，只是个叙事，怎得生动？这部书可是好，不单生动，且清丽可诵。清，且丽，不易。比如，叙及张幼仪在离婚几十年重返欧洲旧游之地时的感情，那是很动情的（虽然有张氏的《小脚与西服》作底本）。书的三○二页：“一九二五年春节期间，王赓得知徐陆相恋，不准徐陆往来，遂有志摩赴欧之举。”这就清。王赓在东北作官，乃以陆小曼托与好友照顾。有信引证。下面作者说：“看了这封信，我们只能感叹这位王先生实在是太忠厚了，胡适之、张歆海之流，哪里是可以托付娇妻的人选。”这就丽。谈到孙伏园当年编《晨报副刊》，欲发鲁迅《我的失恋》，而突被上司刘勉己抽下一事。引孙老先生原话，三十年代文中说，“一举手就要打他的嘴巴”，可是刘跑了。同一文章在解放后再印出时，改成“就顺手打了他一嘴巴”，打上了。作者说，“随着鲁迅声望的越来越大，孙先生的手掌离刘勉己的脸颊越来越近，而离诚实越来越远了”。这也波俏可爱。不过也就微沾油滑了。
第二点，考核精详。作者是勤奋的。他的参考书目达九十六种，目前在海内外可找到的，大都齐备，且有与某些知情人的函件；他以三年之力于材料的梳理。于是在全书中我们就处处可见其考核之功。他在不少地方纠正回忆录之类文章的误记或躲避。比如说，陆小曼回忆她与徐志摩相识的时间，这一般说来不会错。但是作者说不。又如蒋复璁回忆自己编徐的诗集时将某诗置于卷首，作者说错了，是卷末。这些地方，不仔细的人，一般是相信事主本人的话的。即如徐陆相识的时间、逾过“礼教大防”的时间，作者都能给他们一一考实。从后来的信里，从当年的诗里，从隐喻和暗语里推出并坐实，时间有了，地点也有了。老狱断案，煞是好看（见此书170—172页）。书里连沈从文当初受徐志摩提携，在《新月》上发出作品的目录也详查出来。因此他就可以下一断语云：美国学者金介甫名著《沈从文传》里说沈“不依附任何作家团体”的话并不确切。空口无凭，材料是证。所以我说，此书的资料使用，甚有可观。
第三，说到体例新颖。这是作者在《序》里说过的。他说他用了过去中国史书惯用的纪传体。二十四史都是用这种体例。用一个个人物的传记，连贯成一个时代的历史。比如，《史记》、《汉书》里汉高祖的《本纪》记出那一段的主要史事。要读得丰富一点，再读萧何、韩信等人的《世家》或《列传》。在这部《徐志摩传》里，分家庭、本传、交游三个部分。本传是传主的主要事迹；家庭人物算是世家吧；交游诸人算是列传人物。我看家庭成员的记事也是各种传记所不可少的。只有交游一部分，占全书五百五十页里的二百二十页，共收与之交游的人物四十名。我最喜读的是这一部分。这实际上是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