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作文中，竟十有八九写到自己昨晚梦见了某只动物。不必说，尽是些自然界的良禽益兽。
千篇一律的杨朔式结尾，实在令人泄气。杨朔登泰山没有欣赏到日出，爬香山没有看到红叶，上蓬莱没有撞上海市蜃楼，在这些常人会视为大虚此行的地方，杨朔都能别具只眼，另出机杼，让文章最终都“如日东升”般红彤彤一大片意义出来：泰山上几位道士种的一小片田，由于属于人民公社，所以杨朔断然认为它比真正的日出还要壮观；在香山没能一睹红叶杨朔也不觉得有甚美中不足，因为“那位老向导”乃是“一片更可贵的红叶”；在蓬莱没有发现海市蜃楼杨朔更无一丝遗憾，因为他自称早已看到了“真正的海市，就是长山列岛”。——说实话，虽然杨朔去过不少地方，也擅长（或热衷）写游记，但世人若都抱着杨朔式的观光态度，旅游业将是很难得到发展的。因为，既然目的在于看看“人民公社”和“翻身道情”的贫苦百姓，我们又何必亲迈双腿爬到南天门外去呢？
没法断言杨朔的“意义”均属虚构，也许这位革命作家的心理构造确有与众不同之处。但我们也知道，衡量作家是否伟大，不在于他的感情是否高出云表，不在于他是否总能通过自身的伟大来映衬他人的渺小（杨朔有此爱好，他在文章里经常会对“有些同志”的错误想法进行批评，如那种认为没有看到日出是一件遗憾之事的想法），而在于写出“人人心中皆有，人人笔下皆无”的东西。我得承认，杨朔的感情常常是我无法理解的，不仅当时无法理解，现在更感到十足的莫明其妙。我曾认真思考过那篇《荔枝蜜》，我太疑心那个梦的合理性了。我自命对梦学不算太外行，我认为，人梦见自己变成某种动物并非不可能，但那种动物应该与人的基本体态有一个可比性。除两千年前庄生以寓言笔法自称化身过蝴蝶外，这以后人类就没有再遇上此等奇事，比如我们当然不能将卡夫卡笔下格利高里·萨姆萨变成甲虫的事视为信史，故三岛由纪夫在长篇小说《金阁寺》里，也只能表达一下愿意成为蜜蜂的渴望，并不敢就此当了真。我对梦的肤浅理解是：人可以变成猴子、狮子或哪怕一头腌臢的猪，但绝不可能变成昆虫，人类经历了亿万斯年的肢体感觉，将本能地拒绝此种不伦不类的异化。附带提一句，本人曾有过在梦中成为豹子的愉快经历。
即使撇开梦的真伪（这问题还是让精神分析学家去探讨吧），单看杨朔赞美蜜蜂的依据，就颇为可笑。养蜂员告诉杨朔，他没必要为蜜蜂收拾尸体一事而发愁，因为蜜蜂“活到限数，自己就悄悄地死在外边，再也不回来了”。杨朔听说后“心不禁一颤”，随即眼疾手快地发感想如下：“多可爱的小生灵啊，对人无所求，给人的却是极好的东西。蜜蜂是在酿蜜，又是在酿造生活；不是为自己，而是在为人类酿造最甜的生活。蜜蜂是渺小的；蜜蜂却又多么高尚啊！”且不说蜜蜂们会否同意杨朔为它们发明的意义（蜜蜂酿蜜，当然属于生命的自娱自乐，与人类何干），即使同意（就是说我们卑鄙地假设蜜蜂也和人类一样具有喜欢奉承的脾气），我们仍然可以提出质疑：让躯体在走向大限前神秘消失，这本是动物世界的集体秘密，即使庞然如非洲大象，做到它也非难事，这也是为什么最优秀的猎人都极少在野外看到动物自然死亡的缘故。如果杨朔想有所感谢，那受谢者要么包括自然界的所有阿猫阿狗，要么干脆赞美冥冥中的造物主。反正，让蜜蜂像中头奖那样单独领受赞美是说不过去的，阿猫阿狗会嚷嚷“这不公平”。
何况，杨朔的赞美也太不加节制了，在他的蜜蜂面前，人类将因羞惭而无立足之地。
一九八○年，一本名叫《金蔷薇：关于作家劳动的札记》的书以“内部发行”的名义在国内公开出版，拿该书作者康·巴乌斯托夫斯基与秦牧比较，高下立判，这以后，《艺海拾贝》便不太有人愿意提及了。至于杨朔，我怀疑他都抵挡不住《读者文摘》（即现在的《读者》）的第一波冲击。虽然我对秦牧永远抱有感激，对杨朔也可说非常敬重（毕竟，他是因无法理解文革的暴政而“士可杀不可辱”地在一九六八年秋天服药自决的，毕竟，他没必要对自己那些文章被选入教材承担责任，何况，他也写过些较为出色的作品，只是教材编纂者视而不见罢了。我读过他一篇散文《铁骑兵》，与《泰山极顶》之类完全是两个路数），但既然两位前辈——应该还包括刘白羽，但他的影响要小得多——因历史的原因而事实上植入了一代文学青年的大脑皮层，我在此略加探讨，当然也只是出于尊重历史的目的。由于当时的环境只允许他们的文章存在，一代文学生命的苦出身，相当程度上只能由他们来决定。
安息吧，尊敬的前辈。请相信，我并没有清算的激情。
故事的事故·教育事故
？ 张远山
一、赛诗会的事故
一九七四年十月，我小学五年级，我就读的小学举行赛诗会。每个学生写一首诗，先参加班里的赛诗会。每个班级选出一个代表，再参加全校的赛诗会。
中国历来是个诗国，但文革时期的革命诗歌完全是非诗的文字垃圾，是句子整齐、大致押韵的空洞口号，其艺术水平比儿歌还不如。现在想来很是滑稽，非常打油，但那时是严肃的。班级的赛诗会开完，我被班主任选中做班级的代表。我之所以被选中，决不是我的诗写得好，而仅仅是因为我的诗又臭又长——我翻开字典，把同一韵部的大部分字都牵强附会地塞在韵脚里。班级里的赛诗会，不要求背诵，但选中参加全校赛诗会的人，却必须背出来。
那几天我随身带着诗稿，一有空就拿出来背诵，直到背得滚瓜烂熟为止。现在我不知道背的当时是否后悔过不该写那么长，我想大概不仅没后悔，而且踌躇满志地准备拿大奖。正式比赛的那天，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中山装。
学校的大操场上用两个乒乓桌搭起了舞台，每个班级的代表都集中在后台，依次上台朗诵。有不少人背得格哩格楞，台下气氛热烈。谁背得越出丑，掌声越是响亮。有的人背到一半卡住了，干脆取出诗稿朗读起来，掌声就更响了。为了确保不出丑，我在后台又默诵起来。也许是因为紧张，我竟然有好几处卡住了，但停顿一下依然能顺利地背到底。不过我对卡住的地方有点失去自信，怀疑背错了，就想取出诗稿再看一看。
但是我翻遍想得到的所有衣袋和裤袋，就是找不到诗稿，急得我满头大汗。主持赛诗会的少先队辅导员见我急得团团转，问我怎么回事。我告诉她诗稿找不到了，但我肯定带在身上。大队辅导员说，也许你记错了，忘在家里了。我想我出门时换上了中山装，可能诗稿真的遗忘在换下来的两用衫里，于是我决定回家找诗稿。大队辅导员答应我，实在来不及，可以把我预定上场的时间往后挪一挪。
我跑步回家，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根本不见踪影。我只好又跑步回学校。坐在台下的班主任，发现到了预定顺序我却没上台，也到后台来问。大队辅导员告诉班主任，说我诗稿找不到，回家去找了。班主任不放心，焦急地等在后台，见我跑回来，问我找到没有。我说没找到。班主任知道我早就背熟了，就劝我定下心来，再慢慢背一遍给她听。我张开了嘴，竟然一个字都不记得了。班主任问我还能不能上台，我沮丧地摇摇头。班主任比我还要懊恼，她本来是指望我得全校大奖，为班级争光的。
就这样，我放弃了参赛。不料等赛诗会开完，宣布了得奖名单，回到教室，我突然猛醒过来，伸手一摸，我的诗稿好端端地放在中山装的左胸袋里。由于我是第一次穿中山装，所以我完全忘了这件衣服有两个胸袋。更妙的是，这时我的脑子突然管用了，不用看诗稿，我也能不打格楞地一口气背出来。这件事故，我始终没敢告诉班主任。
很多年以后，我知道了心理分析学说。该学说认为，遗忘常常是故意的，意识层次的精神事故，往往是潜意识层次的真实愿望在起作用。也许当时的我，宁愿出一个找不到诗稿、上不了台的丑，也不愿出一个上台背这种押韵口号的丑。由于我骨子里厌恶（但当时并未意识到）那种非艺术的精神垃圾，于是我适时地失语了。
二、尖子的事故
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