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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上表所列并非鲁迅在上海的收支与日常生活的全部内容，这只是鲁迅生活中较有特色的且易于计算的几项罢了。事实上，鲁迅在上海的日常生活比表中所列繁杂得多，其支出也浩繁巨大得多。大致说来，鲁迅的日常开支主要还有以下几方面：第一，维持家用及贴补亲戚。鲁迅虽是三口之家，但家中远不止三个人吃饭——一方面，家中长期雇有两个女佣人；另一方面还常有他所关心的青年朋友寄居其家。比如，鲁迅在厦大的学生廖立峨就曾携女友在鲁迅家住了大半年，鲁迅不仅供其食宿，还给他零花钱，廖临行还向鲁迅索要了一百二十元钱，并带走“衣被什器十余事”。又比如，一九三三年底，冯雪峰去苏区后，其妻何爱玉及女儿雪明曾在鲁迅家暂住约三个月。瞿秋白也曾三次在鲁迅家暂住。另外，周建人一家及别的朋友也常在鲁迅家吃饭。衣食住行、柴米油盐酱醋茶，都要花钱。单以茶而言，鲁迅的三口之家每年就需上虞新茶数十斤——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四日，买茶三十斤，次年五月十六日又买十九斤，其间还零散买过一些。由此可见，鲁迅的日常开销该不小吧？鲁迅在上海生活时，鲁老太太和朱安夫人还生活在北京家中，她们的日常开支也由鲁迅提供。另外，据《鲁迅日记》可知鲁迅每年还向绍兴朱家和周家（周心梅）寄钱。周建人一家也生活在上海，但周建人挣的钱没鲁迅挣的多，孩子又多，于是鲁迅也常常帮助周建人——一九三二年周建人妻王蕴如生孩子，三十元的接生费就是鲁迅代付的（日记7月30日）；鲁迅还常以给小孩学费的名义成百地给周建人钱（如1934年2月2日和1935年1月26日）。
第二，帮助有困难的朋友。鲁迅对朋友向来是热心的，朋友有了困难他常常慷慨资助。一九三三年夏，鲁迅早年的同学同事张协和的次子生病，鲁迅不仅托内山完造介绍他住进福民医院，并为其支付了所有医疗费用：七月二十八日“为协和付其次子在福民医院手术及住院费百五十二元”；九月七日“下午为协和次子付福民医院费二百元八角。”而且，七月八日他还给了协和次子五十元零用钱。在协和次子病好以后，又是鲁迅做东，在知味观设宴请福民医院院长等人，谢其治愈协和次子。查《鲁迅日记》，直至鲁迅逝世，未见日记中提及张协和向其还钱。鲁迅还常帮助柔石、萧军等青年朋友，其名义虽是借钱，然而却未必还。比如，鲁迅于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和十二月二十二日分别借给一个开书店的青年朋友费慎祥一百元钱，查《鲁迅日记》，他后来只还了一百元钱，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七月二十二日。即便不是朋友，别人有了困难，鲁迅有时也慷慨解囊。一九三○年一月九日他就曾代女工王阿花向其恶夫支付了一百五十元赎身费，后来王阿花只还了他八十元钱。
第三，资助文化事业。鲁迅常常直接资助文化事业，比如他一九三四年九月七日“捐世界语社泉十”，一九三五年七月三十日“捐中文拉丁化研究会泉三十”，一九三五年十月三日“捐全国木刻展览会泉二十”……鲁迅资助文化事业所花精力和财力更多的则是出版事业——尤其是版画出版。三十年代初鲁迅投资一千元，成立三闲书屋，自费出版译作和画册。据王观泉先生统计，为繁荣美术事业，从一九二九年出版《艺苑朝华》起，短短七年里，鲁迅自费出版、编辑出版了十八种画册。比如一九三一年的《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和一九三六年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都是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出版的大型画册，印装精良。尤其是后者，鲁迅为之消耗的精力财力都很大——早在一九三一年鲁迅就托史沫特莱寄给珂勒惠支一百马克买版画（日记4月7日）。后又寄款诗荃，托其代买，陆续收到了三十余幅，花钱不少——仅一九三一年七月三十一日所得十幅就花了一百四十元。这部画册编辑、装帧、印制都很精美，在当时可谓无与伦比。画册印成之后，鲁迅不无感慨：“印造此书，自去年至今年，自病前到病后，手自经营，才得成就。”（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汇编》第4卷，519页）通过对鲁迅在上海的收支状况与日常生活的粗略梳理，似乎我们可以得出结论说鲁迅的生活是富裕阔绰的了。然而也未必。鲁迅对此有较为中肯而清醒的评价：“我不能说穷，但说有钱也不对。”（《全集》第12卷，556页）是的，鲁迅是不穷的——无论与他以前的生活相比还是与他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他都不穷。但他也确实不富。因为生活无时无刻不需要钱，他常常担心自己一家人的生活没有保障，会弄到随时卖文吃饭的地步。于是，花钱时便不得不小心计算，计划着花。据萧红回忆，作为一个嗜烟的人，他却只能长年吸一种每五十支约四五角钱的劣质烟，好烟只用来待客。他喜欢北方口味的饭菜，许广平想请一个北方厨子，他却不让请，因为男佣人工钱高，开销大。许寿裳在谈到他之所以五十六岁即逝世的原因时说：“（一）心境的寂寞，（二）精力的剥削，（三）经济的压迫，而以这第三为最大的致命伤。他大病中所以不请D医开方，大病后之不转地疗养，‘何时行与何处去’，始终踌躇着，就是为了这经济的压迫。”（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汇编》第4卷，546页）这不无道理。
如此看来，鲁迅作为职业作家的收入不过仅仅能保证他及其家人勉强过上小康生活而已，能够保证他在诡谲纷繁的政治文化环境中自行其是，坚持自由思考和写作，维护其独立人格罢了。以他提出的“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标准来检验，他的收入不过是解决了温饱而已，要想获得好的发展则还不够。
鲁迅之算不上富有，也表现在其对钱财的态度上。单看上述鲁迅之花销，或许会以为鲁迅对钱财很慷慨，但我们若考查他对花销的态度，则这慷慨就要大打折扣。他在用度上其实非常谨慎，所以常常把花销一分一厘地记下。查考其书信、日记，可知他对钱财几乎是锱铢必较的。这从他和须藤先生之间的两件小事可见一斑。
须藤先生是鲁迅一家在上海的主要医生，除了医患关系外，他们的私交也挺好，常常相互赠些小礼品。然而一九三五年一月十一日《鲁迅日记》却记有：“上午同广平携海婴往须藤医院诊，并以《饮膳正要》卖与须藤先生，得泉一元……”以鲁迅与须藤之关系，他居然会把自己用不上而须藤需要的一本普通书“卖”给须藤，大大方方地收下一元钱。同年七月十三日日记记有：“三弟来并为买得《野菜博录》一部，二元七角，又一部拟赠须藤先生。”然而八月二十五日的日记又说：“晨须藤先生来，赠Merone一个，并还《野菜博录》泉二元七角。”前面既已说“拟赠须藤”，为何后来又收了钱？或许鲁迅之慷慨只对比他穷的人，须藤比他富有，于是该收的钱也就收了。
鲁迅对钱财之谨慎甚至锱铢必较，我想主要基于以下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他早年及中年生活的影响——用个不太悦耳的词即“贫困后遗症”或“贫困恐惧症”，二是他在上海做职业作家的艰辛与不易。
鲁迅年幼的时候，祖父还在做官，他家既有朝廷的俸禄，又有地租和店面收入，是个小康的“仕宦之家”。然而他十二岁那年，祖父入狱，父亲卧病，家庭败落下来，他成天出入于当铺和药铺之间，受尽白眼和奚落。这在他是有切肤之痛的。他后来对萧军说：“我其实是‘破落户子弟’，不过我很感谢我父亲的穷下来（他不会赚钱），使我明白了许多事情。”（《全集》第13卷，196页）经历了由小康而跌入困顿的生活，鲁迅再也不是“看不起钱”的少爷了。不惟如此，恐怕他对钱财的态度从此就像对中医怀有切肤之痛的偏见一样，也有了切肤之痛的偏爱。此后几十年，鲁迅的生活一直有点紧巴。一九二三年七月他与周作人失和，八月二日他携朱安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此后两三年是其物质生活最为艰难的一段时期。我们从他留下的癸亥年六月廿六日至乙丑年十二月廿九日（即1923年8月2日至1926年2月11日）的一本家用帐，即可知其生活的困顿。他最初搬入砖塔胡同的几个月连煤油灯都用不起，只好用蜡烛照明，因为煤油灯照明效果比蜡烛好，价钱更贵。当年年底，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