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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地情欲的头号敌人
如何描述殖民地上海的基本面貌，这个论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在一部模仿本雅明隐喻式批评的《上海摩登》一书中，美国汉学家李欧梵按月份牌、张爱玲和施蛰存、刘呐鸥以及戴望舒的感受重新题写了上海。他的寓言化叙述流露出对殖民地情欲的无限感伤的悼念：作为当时全球最现代化的都市之一，电影院、舞厅、大百货公司和咖啡馆，那些充满性感和官能性的“摩登”事物，正在成为当下知识分子的怀旧基点〔1〕。而耐人寻味的是，除张爱玲出生太晚以外而未能与鲁迅相遇，这些被怀念的殖民地精英，几乎都成了鲁迅的宿敌。
在鲁迅谢世之后，小女人张爱玲从租界的法国梧桐下现身了。这个其貌不扬的女作家，具有殖民地都市女人的全部特点：自私、贪婪、爱美和爱自己都到了骨头深处，风骚的话语在石库门社区的弄堂里低低回荡，混合着巴黎香水和城隍庙脂粉的双重气息。尽管张的文学才华遭到了某些汉学家的肆意夸大，但她无疑就是殖民地情欲的一个微妙象征：有节制的放荡、对现代化时尚的狂热追捧、以及包藏在优雅旗袍下的那种永无止境的肉欲，这些都可以被用来充分言说“后殖民时代”汉学家的怀旧话语。由于鲁迅的死亡，张得以在九十年代优雅地复活，并且成为后资讯时代的一个新的殖民地寓言。而她的情欲甚至滋养了上海的一干女作家（卫慧和棉棉之类），令新世纪上海文学重新焕发出肉感的后殖民气息。〔2〕
对于这种迷人的殖民地情欲，中年鲁迅表现出了罕见的冷漠。这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除了时而去豪华戏院观赏好莱坞和上海自产的言情电影，鲁迅拒绝发表任何公开赞美的言辞。“伤逝”时代的小布尔乔亚精神，并未在殖民地获得新生，相反，它遭到了严厉的冻结。
鲁迅和许广平的婚姻乍一看似乎还算美满，但仔细探究，却找不出任何生命激情的迹象。鲁迅最欣赏的女人，是他在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时的左翼学生刘和珍，她的被杀令鲁迅心如刀割。他的一篇《记念刘和珍君》，写得悲痛欲绝，犹如寒夜里的一声凄厉的狂哭。作为刘的同学，许广平代替了她，她对鲁迅的爱欲，最终获得了恋父情结式的升华。
许是性格极其强悍的女人，在鲁迅死后和上海沦陷时期，曾被日本宪兵逮捕并施以严酷鞭打和电刑，甚至被全身剥光进行羞辱，企图从中得悉抗日者的名单。据她自己描述，她始终守口如瓶〔3〕。但许显然是个不谙风情的女人，尽管有些文士的小幽默，她和鲁迅的书信还是乏味得像一堆八股文章。
鲁迅在此期间的惟一情感线索，涉及了东北女子萧红。奇怪的是，当鲁迅对绝大多数陌生人都拒之门外时，萧军萧红几乎是惟一受到接纳的，鲁迅的这一“例外”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之外。鲁迅最初对两萧的态度极为冷淡，直到收到萧红的“抗议书”才发生戏剧性突变。从此他对萧氏“青眼有加”，百般关照，直到死前数月，还向红色汉学家斯诺竭力推荐萧红，称她“是当今中国最有前途的女作家，很可能成为丁玲的后继者”云云，毫不掩饰对她的一片怜惜和钟爱。甚至萧军也因爱屋及乌而受到大师的另眼相待。在对尘世极度绝望的时刻，鲁迅依然保持了对于一个年轻女子的内在柔情，这实在是一个令人难以思量的精神奇迹〔4〕。
但鲁迅那时已经丧失了滋养这种内在温情的动力。令人失望的是，这场耐人寻味的“暗恋”，并未把文学大师推向殖民地情欲的中心，或者说，推向爱欲和爱语这边，恰恰相反，直到他匆忙谢世为止，鲁迅都继续沉浸于他的“仇恨话语”和“暴力话语”的建构之中。仇恨的话语句鞭子飞舞起来的时候，也就是在殖民地罪恶遭到清洗之后，他才能感到肉体上的慰藉和欢娱。
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
鲁迅死前在病榻上完成散文《死》，并在该文原稿上立下了著名“遗言”。这一“遗言”全部以否定句式写就，与其说是向家人作告别演说，不如说是他的最高宣言。鲁迅利用这个言说时机进行了最后的审判——判处这个肮脏的殖民地乌托邦和自己一起死亡。由于这份“遗言”的出现，一种我称之为“仇恨政治学”的意识形态诞生了，并对中国的二十世纪政治运动产生极其深远的影响。
鲁迅的“遗言”简洁得犹如墓志铭，仿佛是针对家族的最高指示，展示了鲁氏“仇恨政治学”的七项基本原则（以下简称“鲁七条”）：
一、坚拒世人的物质恩惠：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
二、彻底否认肉体生命的意义：赶快收敛，埋掉，拉倒。
三、坚拒世人的精神恩惠：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
四、彻底否认夫妻情感：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真是糊涂虫。
五、彻底否认自己毕生经营的事业：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文学家和美术家。
六、彻底否认关爱、承诺和信赖等基本道德元素：别人应许给你的事物，不可当真。
七、弘扬以牙还牙的仇恨：损着别人的牙眼，却反对报复，主张宽容的人，万勿和他接近。
尽管“鲁七条”未能指涉所有领域，但它已经就“仇恨政治学”的主要方面作出了扼要的规定。其中第七条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重申复仇（报复）在“仇恨政治学”中的核心地位，同时也表明了鲁氏“仇恨政治学”的“第二序列”特征：你先恨我（第一序列），我再恨你（第二序列）。这是复仇型政治学的基本立场。由于仇恨的被动语态，它充分展示了暴力的道德正义性。这与马克思的暴力学说（你先剥削压迫我，然后我才反抗）以及毛泽东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训诫，有着惊人的相似。
第二、四、五三条则显示了其消解家庭人伦的非凡努力：呼吁妻子迅速埋葬其肉身并且彻底“忘记”他，同时，要求儿子放弃父亲毕生经营的事业。这无非是以隐喻的方式宣判家庭人伦的死亡。经过红卫兵时代的阐释，这一原则成为文革时代家庭成员互相检举、揭发和仇恨的最高样本。
第一、三、六条款彻底否定建构“亲善政治学”的全部可能性。消解纪念话语和吊唁传统，同时彻底否决人间承诺的真实性，暗示普遍存在的骗局，为日后的政治怀疑主义开辟了道路〔5〕。
在我看来，鲁迅提前公布他的“遗言”，是企图将“个人事务”或“家族事务”公共化，也就是试图将其转换成一个重大的政治纲领。它表明，在经历了长期的摇摆之后，鲁迅终于置弃了已经残剩无几的爱语（这种充满绝望的爱语在“野草时代”曾是鲁迅的基本话语姿态），也就是彻底置弃了爱的情感及其伦理，成为一个纯粹的仇恨主义者。耐人寻味的是，由于利用“个人遗言”的话语策略，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文献中，鲁迅巧妙地规避了他过去一直赞同的共产主义运动（许多鲁迅研究者都在竭力回避这一事实）。显然，任何对以爱恨交织并饱含着人本主义色彩的马克思学说的爱戴，都将令鲁迅从这种极端和无爱的仇恨立场后退，陷入自相矛盾的困境。
至此，越过这一“临终遗言”，鲁迅已完全实现了对殖民地乌托邦的幻灭，傲然行走在形而上的级位上，以死的意志，为二十世纪中叶及后半叶的广泛蔓延的中国政治仇恨与暴力，开辟出无比犀利的文学道路。
在我看来，中国近代“仇恨政治学”发轫于由清政府煽动起来的义和团运动，由于斯大林主义的引入，在二十年代大革命后期，已获得了最初的理论形态。到了三十年代，上海租界、南京和延安构成的罕见的三角型政治战争，推动了这一学说的全面发展。但只有在鲁迅那里，它才远离爱语，并获得一个类似文学文本的个人化外貌。
一方面是由肆无忌惮的嘲笑和酣畅淋漓的痛骂构成的杂文体话语暴力，一方面是冷漠绝望的遗书体话语仇恨，这两个要素便是殖民地鲁迅精神的基石。在国共展开殊死的政治角逐的年代，这种极端的仇恨和暴力呈现为“历史的愿望和要求”（用黑格尔的话说是“恶的历史作用”），并成为实现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的奇特的话语动力。
上海语境塑造了“鲁迅精神”
而令人费解的是，当所有的知识分子都与殖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