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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不管你怎么宣传，秦始皇得了天下所行之制不是“封建”而是“郡县”，却早是不争的事实，两千年来的皇帝一以贯之行的不是封建，而是一统天下的专制，也是不争的事实。依然循政治制度定位，李慎之先生认为可以其突出标志命名，乃“杜撰”一英文名词emperorism，意为皇权专制主义。确实，两千余年，日月其漫漫，或一个皇帝，或几个皇帝，或此皇帝，或彼皇帝，皇帝行的都是专制之道。忽然又多想了一步：这帝制虽灭，却不断有人行独裁，行专制，偏是这些人又自诩“民主”“共和”，所以又不愿以“皇权”“专制”为历代的“秦始皇”冠名，以免引发人们过于敏感、过于丰富的联想，也就不难理解了。岂不知，这种学问上的一道同风，恰恰是文化专制的表现，除了让人产生诸如“不讲理”、“霸道”、“专制”的联想，还能有什么呢？时至今日，作为二十一世纪高等师范院校教材的最新版本中，对于“封建”之误非但未予廓清，反说得人越发糊涂：说是中国的封建制度，春秋时出现，至战国基本确立，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又说中国的古代史自西周以降至一八四○年（是否因为1840之后中国必须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所历两千余年为封建形态；再把这一竿子到底的封建，别别扭扭地分成两截，先是领主封建，后为地主封建，这地主封建又被冠以后期封建制、专制主义的封建、变种的或变态的封建之名；涉及西周的政治制度无可躲避地面对“封建”一词时，只含糊其词地说这里的“封建”是封邦建国的意思，而以“分封制”指称，“分封制”不知出自何典，俨然居于正册，可怜那正宗的封建倒成了庶出，难登大堂……如此教材，如此师范教材。我要这么说，不许你那么说，也不能让你知道应该怎么说的。
忝居教坛，所奉有一：可以不讲，不可胡讲。过去错讲“封建”，属不知者无罪。如今知错了，反而为难——胡讲自然不可，但不讲又不可能，整天讲那几篇古人的词文，少不了带出“封建专制”、“封建文人”、“封建意识”、“封建礼教”……真委屈了“封建”代人受过。换个词儿吧，换什么？其实有得换，只是一换，准吓着那满堂几十上百双眼睛一楞一楞地看着你，一时半会儿解不清，白误了课时不说，没准告你个偏离教材的轨道，不与“大纲”保持一致，岂不冤哉！更要是有谁信了你的，“考硕”“考博”时心血来潮冒出异说，岂不误了大事。
绕了一大圈，要问的是：我们该怎么办？生物是靠遗传变异引起物种进化的，我们人类文化也得不断累积传承，才能进步，不过这文化的传承不会像人的高矮胖瘦那样，靠着爹妈的遗传就改不了了，得有专门的社会文化遗传机制，这机制的中枢，就是教育。教育是很能教育人的，所以锁定教材大纲实为高招。像学富五车的陈乐民先生就忘不了自己是怎么被教育成功的：小时候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认识了一个“封建”很是清楚；大起来的五十年代初，读社会发展史，认识了另一个“封建”有了惶惑；再读郭沫若的大作，认识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封建”，似乎解了惑；可再读马克思的《资本论》，整个犯了糊涂，不敢认也不知该认谁为“封建”了。所幸陈先生是受足了教育的高人，醒悟得快，成功心得在于：“从中学会了注意‘提法’的本领，因为那确实是十分重要的；至于实质是什么，反而成为次要的了。”〔9〕如此教育。
手头有新版张荫麟先生的《中国史纲》，那是四十年代初刊印的高中历史教材，令人羡慕那年月的中学生，能以如此之文章为讲义：立论卓尔不群，叙述举重若轻，文笔渊懿美茂，读之不忍释卷。当然我们不会不注意到，那里面的精华之章节，正是《西周的封建社会》，以九个段落条分缕析娓娓道来，把个封建帝国说真说透：
武王所肇创、周公所奠定的“封建帝国”，维持了约摸七百年（公元前十一世纪初至前五世纪末）。……从这散漫的封建的帝国到汉以后统一的郡县的帝国，从这阶级判分，特权固定的社会到汉以后政治上和法律上比较平等的社会，这期间的历程，是我国社会史的中心问题之一。
上面所提到“封建”一词常被滥用。严格地说封建社会的要素是这样：在一个王室的属下，有宝塔式的几级封君，每一个封君，虽然对于上级称臣，事实上是一个区域的世袭的统治者而兼地主；在这社会里，凡统治者皆是地主，凡地主皆是统治者，同时各级统治者属下的一切农民非农奴即佃客，他们不能私有或转卖所耕的土地。照这界说，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10〕
那年头，“论战”尘埃正是甫落未定，张先生只淡淡一句“常被滥用”便将其远远推开不争，自向后生们说道“周代的社会无疑地是封建社会。而且在中国史里只有周代的社会可以说是封建的社会。”自信，不疑，言而有据，实是漂亮，然平朴，实在，不作半点夸张吓人。以张教授当时之盛名，告长假于清华之课务，缓行手头研究题目，潜心于上述的中学教材，念念于《史纲》之完成，虽在病中仍精思不休，遂使病势沉重不治。只此已足以为后世师范，况其“恐怕不仅仅只是为了‘高中生’。荫麟志不在小。近世以来，生搬强灌的‘道理’，不胜其烦。新概念、新名词满天飞，摧枯拉朽，气势逼人。蛮横之余，负面的效应就是人人高谈阔论，以主义角争高下，却忘了许多脚下最平易的事实，最通常的历史知识。无论上下贵贱，愚蠢的历史错误总不断重犯，就说明了这一点。……与其空谈主义，何不即事求理？要求国人素质的提高，使他们自然地浸沉于历史的演化里，潜移默化，用心神会，不是比填鸭式训政更切实有效吗？”〔11〕
中国自封建始“郁郁乎文哉”。古时谨庠序之教，重的就是敦厚民风，清明教化，今天的说法是文化的濡化。不管怎么个“化”，只照现今这么“化”下去，只有眼睁睁看着“封建”化成个不中不西、非古非今的四不像。只怕有一天华夏的传人再无以明白何为“封建”了。
几次想求教于方家。李慎之先生应是看重教化之力的，十数年来或为文，或发言，从不放过“濡化”后生的机会，但从文字中，也读出了他老人家的无奈：
我常想，什么时候应该有人写一篇《封建论》，不但可以在历史学和文化学领域中澄清多年的混乱，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中国人能明辨是非，知道今天该破该立的是什么。其结果也许不但对世道人心，而且对国脉民命都是关系重大的。
李先生于八十年代末时就怀有如此之希望。数年后的一九九三年，李先生在与一位青年学者的通信中，又一次寄厚望于小子：
“积是成非”。我不会责怪你们这一代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担的青年犯了“一犬吠影、百犬吠声”的错误。这个错误是我们这一代人所犯下的。只是我们这一代人已经衰朽。“循名责实、正本清源”，是所望于后生。
数年过去后的一九九八，先生在《发现另一个中国》中依然在喟叹：
我虽然也曾几次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