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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有天下，矫秦之枉，徇周之制，剖海内而立宗子，封功臣。
故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封建”所指与今之所谓自秦始皇至溥仪的“封建”社会根本不是一回事。那么以此“封建”名彼“封建”，何为滥觞？
或曰，“今天通用的‘封建’一词，是日本学者在一百年前从Feudal
System翻译过来的。”〔2〕已故历史学家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的“自序”注文中作如此一说。也就是说我们借用了日语中一个与汉语的“封建”长相酷似、近乎克隆的外来词。说是我们借用，大概应是日本人初译Feudal
System时，先借用了我们中国人老祖宗的“封建”，并以其指述中国皇权官僚之世，岂料借错了，对错了号。正如黄仁宇先生接着就说的：“其实，中国的官僚政治，与欧洲的Feudal
System差别很大。当时译者对中国明清社会的详情并不了解，而欧洲的Feudal
System也只是在近三、四十年来，经多数学者的苦心研究，才真相大白。”可知，借出去时就错了，还回来时当然也就对不了，竟然让自家人不识自家物了。难怪黄先生要声明“本书的英文本论述明代社会，避免了Feudal
System的字样，在中文本中也不再用‘封建’一词来概括明代的政治与经济。”
西人的“封建”为何物？据《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所释“封建主义”之义：
一种以土地占有制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在这种制度中，封臣以领地的形式从领主手中获得土地。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词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
这里的“封建”近于我们传统的“封建”，而远非秦之后的“封建”——“近于”者，在近，而没有等同之义。不同时期不同民族不同国度的社会形态何以尽同？——又一个此“封建”非彼“封建”。
好端端老祖宗的贻训不用，明白白西洋人的概念又错用，只拿了东洋人的误解来乱用，难道是中国的学人全都糊涂了不成？其实不然，不仅如陈寅恪、胡适等大师从不以秦始皇之后者为封建，就是几十年前受教育的普通读书人，亦无此谬说，秦之废封建立郡县，实在是当时一般中国人的常识。只从本人架上极有限的书中，稍稍翻检，即得几处：
胡适先生于民国七年作《中国哲学史大纲》〔3〕，认为中国哲学的“怀胎时代”是公元前八世纪到公元前六世纪，论及这一时代的时势，则屡屡出现“封建”一词：“那时诸侯互相侵略，灭国破家不计其数。古代封建制度的种种社会阶级都渐渐的消灭了。”“古代封建制度的社会，最重阶级。”言及孔子哲学之大旨“正名”时如是说：“孔子眼见那纷争无主的现象，回想那封建制度最盛时代，井井有条的阶级社会，真有去古日远的感慨。”
三十年代初郑振铎先生所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论秦统一天下前的统一，“不过分封藩王，羁縻各地的少数民族而已。他们仍然保持其封建的制度，不甚受命于中央。到了秦统一之后，方才将根深柢固的分散的地方王国的制度打得粉碎，改天下为郡县……”〔4〕。
蒋伯潜、蒋祖怡二前辈，于一九四二年父子合著“国文自学辅导丛书”，意在向国人介绍传统文化中经典之作的源流嬗变，实乃使其通俗化、普及化之举。丛书的《经与经学》一册中有言：“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封建，改郡县，这是我国政治制度上一次极重大、极剧烈的改革，周朝以前行之数千年的封建制度被根本铲除了。就历史的观点上说，中国真正统一的局面至此方才完成，确是我国划时代的政治变动，虽然古代的封建制度至战国时已呈崩溃之象，可是政治上、社会上重大的改革，往往不为安于旧习的人们所赞成。”〔5〕“封建制度的崩溃，开始于春秋中叶而完成于秦，西汉初年和郡县夹杂存在的诸国，不过是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故如昙花一现而即灭。这原是大势所趋，无可避免的。”〔6〕
……
凡此虽无以尽举，然足证李慎之先生所言，今日的“封建”之说，“是近几十年才大行其道的”。此道大行应属积非成是，李先生每每论及可谓语出惊人：“完全是中国近代政治中为宣传方便而无限扩大使用的一个政治术语。”是“政治势力压倒‘知识分子的人文精神’的结果。”先生特别提醒我们“不肯随声附和的史学家是决不如此滥用‘封建’一词的。不信，你查一查一生‘未尝曲学阿世’的陈寅恪先生的文集，决不会发现他会在任何地方把秦始皇已‘废封建、立郡县’以后的中国社会称作‘封建社会’。”〔7〕看来，“封建”之变已非一般学术之辨。
“政治势力”如何压倒“人文精神”，远非几句话可以说清楚。不过大致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兴起的一场“史学”论战有关，只不过这论战真是一场为论战的论战，不是古人几千年的社会忽然重新演绎了一遭，也不是地下挖出了什么宝贝令历史改写，实实在在是所谓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还加上急用先学。那年头中国正急着要革命，这革命属于什么个性质，能名正言顺地用什么个方式，当然要先看看自己是什么个社会。于是乎，仿佛满世界的热心人都盯上了中国，要给中国帮这个忙。苏联人、日本人争论得不亦乐乎，不仅让马克思社会发展五形态的理论传入了中土，列宁更是针对那时的中国有过定论：是处于半殖民地地位的国家，是落后的半封建的农业国家。到二十年代末，列宁已经不在，可斯大林对中国事务是明令要派“保姆”直接插手，拉狄克的中山大学按联共（布）党史的教程培养着中国革命的指导干部，又逢与托洛斯基斗得不可开交，也引得中国的党派摆开了阵势。一面是陈独秀们、“新生命”们坚持己说，死不改悔；一面是从莫斯科学成而归的中共秀才潘东周们叫阵，东瀛归来的郭沫若为主将，更有中共中央委员会为中国社会的形态、自己的革命方式拟草案、行决议，皆以马克思之说，特别是十月革命的故乡送来的列宁斯大林之法“规范”中国社会形态。于是我们就有了我们自己的史学大师，就建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史学体系，于是中国社会形态符合了革命的需要：古代社会重新分期，从秦始皇开始搞定了“封建”；眼前的社会也要正名，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再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我们革命的任务就是“反帝反封建”了。既然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放之中国自然也是准的，终于，红红火火的革命就闹起来了。
不过，“半江瑟瑟半江红”，从头到尾就有不少的治史人是散淡于炙热之外的，如陈寅恪，如胡适……在他们那里，关于“封建”是中国人自家的事儿，本来就是、且依然是一个无须“复议”之案，更无须与国际的“马列”接轨。胡适先生干脆说自己是孤陋寡闻之人，不知道今日中国有什么封建阶级和封建势力，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今人盛赞“五四”的反帝反封建，反帝自然是好理解的，只是那反封建，令人好生糊涂，那时文化人的“封建”是周时的封土建国，与所反的帝制无干。陈独秀、李大钊在内，何曾有人作“反封建”一词？就是鲁迅，那会儿也没说会“吃人”的是“封建”。“五四”如何会举起了“反封建”之大旗，实在是一笔糊涂帐。
中国传统的“封建”是依政治制度考国家形态定位而名，现今所行的“封建”争的是生产方式与阶级关系，两下里搞拧了，这一“拧”初或为翻译者学识之误，正名则可，小事一桩，无劳伤神分心。岂料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主义”间。一场论战的演出，为得天下者助力，遂天下一之，终无他说。有人以“约定俗成”论定今之“封建”一家之说的成因，大谬矣——五十年代初，尚可由着各家的“老九”们自行其说，五十年代后期至六十年代初，则由教育行政部门锁定教材与大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