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诈伪，知悉谙练极深，并利用自己的笔墨纵横捭阖各种利害关系，因此其文化心理也就最为刻酷峭薄。
您文中提到陈独秀曾经说，五四运动只能由蔡元培、胡适和他自己三人负责。这让我想到：如果比较鲁迅与蔡元培的审美理想，对于理解两者之间谁能更多地代表五四精神恐怕也不无帮助。蔡、周两人是同乡，关系非同寻常，又都是对中国传统文化艺术浸淫渊深的人，但是蔡元培曾长期在欧洲留学游历、由此而终身向往服膺文艺复兴时代阔大的人文境界。蔡元培当年曾著长文详细介绍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三杰之一拉菲尔的壁画艺术成就。透过他的这些介绍文字，读者不难体会到：当蔡元培面对拉斐尔的艺术时，他曾经怎样地被这些作品中涌动着的极为壮丽恢弘的文化境界和不朽的人格精神所震撼——在罗马圣比德大教堂的巨幅壁画中，拉菲尔曾把自己以及自己老师和弟子的形象，都画于希腊众多哲学和科学巨匠群像的末尾，而蔡元培则特意指出：拉菲尔此举是为了“自表其对于哲学、科学之热心”；其实，他的这话又何尝不是表明自己对那个高远世界的无限向往和“热心”呢？蔡元培在文章最后深深感叹：呜呼！赖斐尔之殁，且五百年矣。吾人循玩此图，其不死之精神，常若诱掖吾侪，相与脱卑暗而向高明。（《赖斐尔——欧洲美术小史第一》）好多年来，这一直是让我感动不已的一句话。在那样的黑幕沉沉之中，在无数旧时同道者早已或沉沦或绝望或退缩的时候，蔡元培后半生矢志不渝的，却始终是以文艺复兴之宏丽壮美的境界为支点，来推动中国国民群体的“相与脱卑暗而向高明”，而这种心境和抱负，于他宽容渊冲的人格精神之得以形成，以及他对兼容并包的政治和学术准则之恪守，特别是对他从此一直致力于引导国人，抛弃中世纪式的党同伐异等极端褊狭的政治和文化态度（蔡元培原话是“扩张己教攻击异教”），真有着莫大的影响。正如哈耶克在《通向奴役的道路》所说：由基督教与古典哲学提供基本原则的个人主义，在文艺复兴时代第一次得到充分的发展，此后逐渐发展为我们所了解的西方文明。这种个人主义的基本特点，就是把人“当作”人尊重，也就是承认在他自己的范围内，纵然这个范围可能被限制得很狭，他的观点和爱好是至高无上的，也就是相信人应能发展自己个人的天赋和爱好。……“宽容”（tolerance）一词也许是惟一的还能保存这种原则的完整意义的用语，这项原则在那个历史时期的整个过程中都处于上升的状态，只是在近来才又趋于低落，且将随极权主义国家的兴起而完全消失。（中译本19页）秉承文艺复兴“把人当作人尊重”的精神，由此才有了宽容等现代民主社会的政治伦理原则，并且与一切“极权主义国家”、与那些总是要把普世之人都当作什么私家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的权势欲和控制机制相对立，这条思想的脉络在“五四”诸多思想家之间，以蔡元培的学说体现得最为清晰。所以他曾说，自己所提倡的“美育”具有比一般人所说的“美术”更深远得多的意义；因为其主旨乃至整个教育的宗旨是：“一、养成健全的人格，二、发展共和的精神。”（《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另外，您评价胡适的文字是“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讲“明白晓畅”的话，因此能够直指问题的要害。我觉得这除了个人语言风格的原因之外，更主要的是因为胡适看到了中国的问题固然极其复杂，但若是回答这纷繁之中的第一关键是什么，却最忌绕圈子，借用禅宗的话说就是：弄一车兵器不如单刀入阵。我以为出于同样的道理，蔡元培有许多意见也是十分明白晓畅而又特别重要的，比如他说：（信仰之心）随各人哲学思想之程度为进退，即人各一教，亦无妨碍。（《致许崇清颐函》，《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各人的哲学程度不同，信仰当然不一样，一人的哲学思想进步，信仰当然可以改变，这全是个人精神上的自由，断不容受外界的干涉，我愿意称他为哲学的信仰，不愿意叫作宗教的信仰。因为现今各种宗教，都是拘泥着陈腐主义，用诡诞的仪式，夸张的宣传，引起无知人盲从的信仰，来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完全是用外力侵入个人的精神界，可算是侵犯人权的。（《非宗教运动》，1922年4月9日，《蔡元培全集》第4卷179页）他指出某些人对自己的口实“夸张宣传”而对别人“精神上的自由”大张挞伐，其实不一定是因为这些生杀予夺者于自己的一套“主义”如何执著笃信，而多半是为了“维持传教人的生活”，这是多么洞彻的眼光！又比如他说：现在社会上不自由，有两种缘故：一种人不许别人自由，自己有所凭藉，剥夺别人自由，因此有奴隶制度、阶级制度。又有一种人甘心不自由，自己被人束缚，不以为束缚，甘心忍受束缚。这种甘心不自由的人，自己得不到自由，而且最喜欢剥夺别人自由，压制别人自由，……倘能全国人都想自由，一方面自己爱自由，一方面助人爱自由，那么国事决不至于如此。要培养爱自由、好平等、尚博爱的人，在教育上不可不注意发展个性和涵养同情心两点。……教育改造之点很多，我以为上述二层，发展个性，涵养同情心，要更加注意。（《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教育与社会〉社演说词》，《蔡元培全集》第3卷395—396页）自己“甘心不自由”的奴隶们，却偏偏“最喜欢剥夺别人的自由”，对于臣民社会这种特有的文化特征与国民性格，蔡元培也是一语道破，只可惜他许多这样的话现在的人们不大注意了。
与蔡元培一样，鲁迅也有极高的审美趣味，然而他所嗜尚的主要是汉砖、魏碑、六朝造像、笺谱、铜镜、版画等等，即主要是中国传统士大夫维系其精神品味的古董和文玩（《呐喊·序》中记述他在“铁屋子”中找不到出路时，只能抄古碑而使自己的生命“暗暗的消去”，也说明了这种功用），因而与蔡元培以启蒙主义为核心的美学理想有相当的不同——比如蔡元培在《美术的进化》中明确说过中国不注重公共艺术，这与现代社会的精神相悖：“我们中国人自己的衣服，宫室，园亭，知道要美观；不注意于都市的美化。知道收藏古物与书画，不肯合力设博物院，这是不合于美术进化公例的。”
我读过一篇题为《燃亮蜡烛，而不只是诅咒黑暗》的文章，它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写给全世界儿童的，题目中的文字出自世人对罗斯福的夫人埃莉诺的赞语，因为她在丈夫去世之后，秉承其遗志而与其他人一同起草了《世界人权宣言》。我觉得胡适、蔡元培与鲁迅的区别可能就在这里，蔡、胡是千方百计用西方之火点燃蜡烛、并努力倡导一种有形的制度（民主和宪政）和一种无形但健康宽容的国民心态（“美育”），以维系这烛光在如漆的黑暗中能够传递下去的那种人，因而他们首先点燃和时刻珍守的，必是自己心中温暖的烛火；而鲁迅则是在黑暗的包围中，锤炼出最犀利刻毒的语言以诅咒黑暗的人——他对自己恰恰也是这样评价的，比如您文章中提到他要“在这可诅咒的地方击退这可诅咒的时代”，比如他反对“费厄泼赖”，说要寻出最恶毒的语言来诅咒反对白话者之类文化上的对手，他至死对自己的论敌一个都不宽恕，等等。因而他锤炼得最为深沉长久的，其实就是他自己永远被黑暗、冷酷和敌意笼罩裹压着的心境。只是在后来的中国，立志接过蜡烛的人固然太少，而且大家连诅咒黑暗的勇气也渐渐都失去了。
再进一步说，我觉得“五四”文化至少是同时在三个层面展开的：第一个层面是关注于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的原因（即如周作人后来所说，因为有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丑恶政治事件的刺激，所以强烈意识到提倡新文化的迫切）；第二个层面，则属于更进一步的工具理性之造就（对科学、民主和宪政的提倡等等）；而第三个层面，乃是展示出人性深处本真的美好澄澈，以使在臣民社会中被沉埋污潴了千百年的国民人格升华出来；并且以这种解放和升华了的人格，为整个社会的走出中世纪提供一个内在的支点。
由于中国当时文化时空环境的狭蹙以及后来的原因，上述三个层面（特别是第二层面与第三层面）之间颇多缠叠杂糅之处，而它们之间原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