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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禅宗作为一种观念在其传入后不久就渗入了文学领域，它坚信，只有内心的宁静与广延的宇宙融为一体才是人生的永恒。它在体验外部世界时采用一种神秘的直觉方式，认为人生虚妄，生命本无所谓生灭，人应该在不受人间一切烦恼影响下的清静明澈的状态下生存。
日本文学从松尾芭蕉的俳句起，到现代川端康成等的作品，禅宗意识一直经久不衰。特别是作为新感觉派中坚的川端康成，禅宗意识几乎贯穿了他全部作品。作品从“文体到内容，始终贯穿着‘日本式’的感情，富于抒情色彩而内心隐藏着无情的虚无主义。” （吉田精一《现代日本文学史》）。“新感觉”理论源于表现主义的认识论与达达主义的思想表达方式，主张从主观感觉出发认识这个世界，反对单纯地描写外部现实，力求把主观感觉融注于创作客体，创造主观感觉与现实生活相结合的艺术世界，认为“天地外物都存在于自己主观之内，外界只是主观的扩充。”因此，可以说川端康成的“新感觉”理论与禅宗意识在体验世界的方式上是一致的。
川端康成的作品经常带有虚无的情调。《雪国》、《千鹤》和《一只胳膊》，三部作品的女性美都是通过男主人公虚无缥渺的眼光和感受表现出来的。在《雪国》这一著名长篇中，对于颓废而虚无的岛村来说，驹子可触感的现实美不如叶子可望而不可即的虚幻美。叶子的虚幻美始终是令人难以捉摸的。这样化虚为实的笔法，也只有川端康成才写得出来。
在《千鹤》中，菊治所欣赏的是太田夫人那种濒临崩溃的虚幻的光。在菊治眼里，太田夫人是“最高贵的女人”。但太田夫人一死，她在菊治心中的位置才固定下来。情人的过世，居然使他想到将和自己订婚的“稻村小姐包袱上的千只白鹤，仿佛就要在眼前的霞空里翩跹飞舞。”菊治的这种幻觉如参禅中的彻悟一样。看似虚无，但可以说是“事物更深层的形象，事物的纯粹真实。”
在《一只胳膊》里，“我”几乎完全生活于虚幻的世界之中，姑娘的一只胳膊以及周围的一切都给人以神秘莫测的感觉。
以上三部作品的男主人公，是作者虚无观念的体现者，虚无思想的代言人。在谈到自己创作的虚无色彩时，川端康成说：“写冬雪皑皑添清寒的道元禅师和写 ‘冬月拔云来相伴’的明惠上人，大约都是《新古今集》时代的人。明惠和西行曾以诗歌赠答，并谈论过诗歌。 ‘西行法师常来晤谈，赞我的歌不同寻常，虽然寄兴于鲜花，杜鹃、明月、白雪以及自然万物，但却把这耳闻目睹的一切看成是虚妄的。所咏之事，并非真言。咏花、其实却不以为是花；咏月，其实却不以为是月，只是尽兴咏唱而已。犹如雨后彩虹高悬，五彩缤纷，白日灯光照耀光芒万丈；然而虚空本来既无色，又无光。我心类似虚空，纵然染上种种色彩，结果却毫无痕迹。这种诗歌便是如来的真正形体。这段话把日本以至东方的 ‘空’和‘无’说得恰到好处。有的评论者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同于西方的 ‘虚无主义’一词，我认为在根本精神上不同……” （《美丽的日本和我》。
川端康成指出，禅宗并不崇拜偶像，它虽然也供佛像，但在修行的场所和参禅的禅堂却无佛像，佛画，也无经卷典籍，只是闭目端坐，以便进入无思无念、灭我为无的境界。川端认为，“这里的“无”不是西方的虚无，而是天下万有得大自在的空，是无际涯无尽藏的心宇。”这种东方式的虚无观念正是川端康成崇尚虚无美的思想基础。
由虚无而生颓废是必然的结果。川端康成在这方面有不少令平常人难于理解的过激言行。早在中学时代，他就讲：“我的作风虽然不是锋芒毕露，其实却颇有一些违背道德标准的倾向。” （《文学自传》）他认为，为了表现美，可以不顾人类正常的伦理道德，甚至有时可以违背。
晚年，他又有惊人之语：“作家应是无赖放浪之徒”，“所谓小说家，必定要敢于有 ‘不名誉’的言行，必定要敢于写违背道德的作品，否则便会导致小说家的死亡” （《夕阳原野》）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他在战后写出了一系列以表现违背正常伦理道德，甚至以表现官能刺激、色情享受和变态性爱为主旨的作品，在描写人们阴暗、丑恶心理时不免加以美化，充满颓废的情调。
在《千鹤》中，太田夫人明明是菊治亡父的情妇，菊治却与她爱得情浓意浓。《山之音》中，川端康成把公公与儿媳之间的爱慕之情写得细腻入微，只是尚未达到发生乱伦行为的地步。
川端康成说，美就象失去性功能的老人眼望着美女却不能尽情享受一样虚幻。1961年发表的《睡美人》，描写了一个老人先后与六个服下大量安眠药昏睡不醒的姑娘——“睡美人”躺在一起，抱着她们的裸体。在《一只胳膊》 （1964）中，他更加异想天开地设计一只完全脱离姑娘本体的胳膊，被一个男人带回家去，玩弄了一夜的故事。
对于川端康成的这类作品，日本国内评论界也褒贬不一。三岛由纪夫曾赞美《睡美人》是颓废文学珍品。而著名评论家山西健吉在评论《一只胳膊》时则写道：“川端康成的创作越来越朝着奇怪的方向发展下去，越来越突入到奇想的世界里去了。他把对女人身体的理想寄托在这只胳膊上了。”“在所谓既无犯罪，又无背德之中，我反而嗅出了强烈的背德味道，产生这种妄想的孤独的心之深渊，使我觉得恐惧” （《文艺时评》）。
川端康成以上美学特色的形成，是有着深刻而又复杂的思想渊源的。
首先，据说川端康成的祖上在历史上曾与镰仓幕府执政官北条泰时为首的北条氏有一定联系。他自己曾经说过：“我有北条泰时的第三十一代或三十二代末孙这样一个不甚可靠的谱系”（《文学自传》）。不过，尽管这一谱系不大可靠，川端康成仍然十分珍视。获诺贝尔文学奖时，他就穿上印有家徽纹章的和服去参加颁奖仪式。
另一方面，川端康成又明显感到了家族的没落，心中常常情不自禁地产生一种悲凉之感。在《临终的眼》中，他有一段令人哀伤的内心独白：“我认为艺术家不是一代人可以造就出来的。先祖的血脉经过几代人的继承、才能开出一朵花……可以认为，世家代代相传的艺术教养流传下来，结果可能才产生一个作家；而另一方面，也可以说世家的后裔大抵体弱多病，犹如残烛之焰，即将熄灭，临末闪亮一下，于是出现一个作家。这已经是悲剧了。”“我在世上无依无靠，独身一人过着寂寥的岁月，有时甚至嗅到死亡的气息，这并不奇怪。” （《临终的眼》）这种寂聊的心绪使他倾向于悲哀、颓废和虚无。
川端康成既为继承世家血统而自豪，又为世家没落衰败感到惋惜，这就使他产生一种消沉、没落情绪。这种情绪影响了他的美学观，使得他崇尚悲哀美、颓废美和虚无美。
自立意识觉醒后，他开始对人们的怜悯产生了反感，反而对下层的、出身卑贱的人们产生了好感。在下层人那里，他感到亲密、温暖、平等、自然。尤其在伊豆的舞女那样的温柔女性那里，他得到了平等的爱。这就是川端康成崇尚女性美和卑贱美的根源。在浅草和伊豆，他活得自由自在。在浅草，他“觉得浅草比银座，贫民窟比公馆街，烟草女工们下班比学校女生放学时的情景。更带有抒情性。她们粗犷的美，吸引了我。我爱看江川的杂技踩球，马戏、魔术以及听因果报应的说书，我对所有在浅草的简陋戏棚演出的冒牌马戏团都感兴趣。”
和同时代作家相比，川端康成常有末世遗民的感觉。早在1931年，他就说自己“想去的不是欧美，而是东方的灭亡的国家。或许我是个亡国奴。再没有什么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