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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最值得敬佩的是，他这种勇为弱小者仗义执言的本性并没有因为吃了整整二十年的大苦头而改变。人们应当还记得，到了九十年代，年近八旬的老人吴祖光，还挺身而出为一个被国贸某超市无理搜身的女孩子打了一场艰苦的官司哩。这就是我所说的吴祖光不改的文人禀性。
吴祖光是一个自由的文人。他热诚平等地待人，没有丝毫世俗的等级观念。我认为这在等级鲜明的中国社会环境里是最为难得的。
五十年代初，我们和他交往时还都是一群初出茅庐的青年人，而他那时已是大名鼎鼎的剧作家，他家的座上客大都是文化名人。夏衍那时在上海当部长，他每次到北京办公事，下车后先到祖光家“报到”，吃完饭再去招待所。我多次在祖光家里遇见夏公，喝茶聊天，饮酒吃饭，他招待夏部长和招待我们这些年轻朋友同样热诚和随意，丝毫没有等级上的差别，因而我们在他家作客从不感到拘束和不自在。
有一次我到他家，他大概刚送走一批客人，桌上的茶杯还没有收拾。我随意问了一句刚才来的客人是谁，他也随意地回答我：“陈毅。”我大吃一惊，问：“是陈毅副总理吗？”他点点头：“大将军。是王昆仑陪他来的，看了看画，谈了谈戏，聊得很轻松。有警卫陪着，在院子里到处看了看哩。”他的语气很自然，没有半点受宠若惊的意思，就像接待了一位我这样的客人。
还有一次我到他家，他正忙着拍摄梅兰芳的舞台艺术片，讲起拍摄中一些领导乱干预的事，还讲了苏联专家对中国戏曲一窍不通的小笑话，接着说：“昨天周总理把我叫去吃饭，还叫了老舍和曹禺，问我们在写什么，我们三个都不是党员，他要我们讲讲文艺界的情况。”跟上次讲到陈毅来他家作客一样，他仍然是以那样平常的语气讲起周总理的接待。
一九五七年，吴祖光由于他的率真和对共产党的信任而被打成戏剧界头号右派。他的确是被强拉着鼻子上“钩”的“鱼”。田汉主持的《戏剧报》多次派记者登门动员他写文章对戏剧工作提意见，文联召开的“鸣放”会，是两位文联领导人亲笔写信派人来请他去的。他出门前，夫人新凤霞劝他不要去，凤霞是从社会底层走过来的穷苦艺人，她有一个朴素的人生经验：再了不起的人也爱听奉承话，哪有听了丑话不翻脸的人呢！吴祖光不信她的这个经验，他说：“毛泽东的《沁园春·雪》还是我在重庆编《新民报》副刊时头一个发表的，还有什么信不过我的呢！”
他去出席座谈会，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他有些激动地说，那种办事粗暴又不懂文艺的人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这当然是指个别领导人。但是这篇发言在《戏剧报》发表时，田汉却提笔写了这样一个标题：《党“趁早别领导文艺工作”》，吴祖光的反党罪行也就这样定下来了。
田汉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奉命还是为了保护自己？或者两种因素都有？我这里不作考证。但不管怎样，田汉这一举既坑害了吴祖光，也表明了在极左政治风暴中他这样一个大艺术家自我心灵的扭曲。因为在吴祖光发言之前，田汉自己写的《为演员的青春请命》等文章，对戏剧工作的批评比吴祖光尖锐得多。
田汉后来在“文革”中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我想，如果命运给他机会，他会向吴祖光道歉的。
吴祖光被戴上右派帽子后，为了加重他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便以他为首了。肃反时积累下来的那些有关“小家族”的材料，一古脑儿都堆到他头上了。每当我回忆起那数千人参加的“小家族”批斗会，吴祖光被无可奈何地揪上台去，听任人们用最恶毒的语言谩骂他侮辱他时，我心里极其痛苦。你问我“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的命运”，我想说，倒是我们这几个政治上幼稚无知的青年在肃反运动中写的那些材料连累了他。
李 辉：从档案中看，在一九五五年路翎被捕之后你还有勇气去看望他的夫人，这令我感到钦佩。你还记得他夫人和家庭的大致情况吗？
杜 高：胡风和他的朋友们经过整整一年全国大声讨和大批判以后，早已成为毛泽东所说的“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我的情况比他们稍好一点，经过一年多的隔离审查后没有划为“胡风分子”，但我的心灵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我的一位朋友漫画家肖里住在朝阳门外芳草地文联的宿舍里。大概是一九五七年春天的一个傍晚，他邀我到他家去喝酒。那里是一片低矮的平房，一排挨着一排。当他领着我穿过房屋当中的小路时，四五个孩子正在那里跳皮筋。虽然天已经黑下来，我还是一眼认出了路翎的女儿徐朗，她那时只有五六岁。我很奇怪她怎么会在这里，急忙走过去问她。她把我带进一间小屋里，我见到了路翎的夫人余明英，才知道路翎被捕以后，勒令她搬出细管胡同六号（现为“田汉故居”）。她便带着三个女儿挤在这里的一间小屋里。她没有想到会见到我，她和所有过去的朋友都已断绝了联系。
我问她有没有路翎的消息，她说，半年多以前，路翎关在东总布胡同的一个红门的宅院里，学习，写材料，糊火柴盒。她去看过他一次，送了衣服和烟，以后就不知音讯了。现在路翎在哪里她也不知道。我们匆匆交谈了几句，我便告辞了。虽然天黑了，但周围住的都是文联的干部，我怕被人看见。这只是一次偶然的见面，当时也说不上是什么“勇敢的行动”，现在更值不得什么“钦佩”。这件小事之所以今天还为一些人提及，就在于它后来成了我的一条右派罪行。
对于路翎一家来说，那只是她们苦难生活的开始，更艰难的岁月还在前面等着她们，她们就在这间小屋里度过了凄惨的二十五年，直到八十年代胡风冤案平反。
李 辉：你前面提到的友人肖里，他后来的情况如何？
杜 高：我很怀念已故的友人肖里。他是一位年轻有为的漫画家，一九五六年从中央美院毕业后开始发表漫画。他的不幸是，刚刚崭露头角，便被当时《光明日报》的总编辑储安平赏识。有一次储安平说：“有两位年轻的漫画家我很欣赏，一位是《北京日报》的李滨声，一位是《漫画》月刊的肖里。”储安平欣赏的漫画家能有好人吗？结果，李滨声和肖里都逃不脱戴上右派帽子的厄运。
这一年，我写了一篇小品文《契诃夫悲剧的幕后》，肖里画了两张插图，一起发表在《新观察》七月号上。后来的一篇批判文章说，我的这篇恶毒攻击新社会的小品文已经教人不能容忍了，更不能容忍的是它还配有两幅更恶毒的漫画。肖里的命运很悲惨，打成右派以后他的家庭破裂，他下放到了黑龙江。文革中他遭到了更狂暴的批斗，他绝望了，用极端的手段自毁了年轻的生命。每当我想到这些英年早逝的友人们，想起这一代才华横溢的艺术家的毁灭时，我都不能不久久地仰天长叹。
李 辉：你和唐湜在鸣放时写了赵寻的大字报《小苍蝇怎样变成大象的》，他是剧协领导之一，这张大字报是否对你被打成右派产生影响？
杜 高：我和赵寻、蓝光夫妇关系的恶化是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他俩既是运动的积极分子，又负责我的专案。我很惧怕他们，他们的身上充满着那个时代最富有代表性的极端的革命狂热，他们把自己当成革命的化身，憎恨一切带有自由色彩的思想和行为，把所有同他们不协调的人都看成是革命的对立者和敌人。他们热衷于对胡风文艺理论的清算。路翎被捕后，他们就认定了我是剧本创作室的头号斗争对象，只要他们一旦掌握了足够的材料，就可以把我送进监狱。因此，他们对“小家族”穷追猛打，同时希望从我身上发现更重大的政治问题，诸如我是国民党员或中统特务之类。在审查我的过程中，赵寻的夫人蓝光是最激烈的一个，她的斗争性最强，态度最严厉。档案中保存的那一次次谈话记录实际上是审讯记录，有的标明了谈话时间“夜十二点”，这些谈话几乎都是由她主持的。她是主要的提问者。正因为这样，我对肃反运动的不满首先是对运动中的这些积极分子的不满，而赵寻、蓝光夫妇又是最主要的两个人物。
一九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