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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家族”于是被划为吴祖光“二流堂”的第二代。肃反运动中不能定为反革命性质的小家族，现在顺理成章地定为右派小集团了。从这一点也可以说，反右运动是肃反运动的延续和最后完成。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中，专门规定了一项：“攻击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的，应划为右派分子。贾克拿出了我交给他的那份报告，作为我攻击肃反和为小家族翻案的罪证。只此一条，我也就非划为右派不可了。贾克这时荣任剧协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成员，我提供给他的材料，已足够他用来在报刊上连续发表批判我的文章了。
使我难忘的是，当反右运动达到高潮时，在团中央礼堂召开了有三千人参加的批判小家族的大会，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专门把这个批斗会从头至尾拍摄下来，准备在全国放映，以教育广大青年。斗争会的第二天上午，我在文联大楼过道里遇见北鸥先生，他异常激动地用眼神把我叫到厕所里，悄悄告诉我：“周总理救了你，昨晚新闻记录片厂把影片送给总理审查，总理看了以后说，对这些年轻人，还是要以挽救为主，新闻片不要放映了。”陈北鸥在运动高潮中向一个右派传递政治信息，需要多大的勇气啊！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上午，公安人员把我和剧协其他四个受到劳动教养惩处的右派分子从剧协机关带走，我们五个人走过文联大楼长长的过道时，两边办公室没有一个人同我们打招呼，更没有人对我们表示怜惜。唯独北鸥先生，当我走过他的门口时，他急步走出来，跟在我的身旁，轻声说：“早点回来，你会回来的。……”
二十一年后的一九七九年春天，我果真回来了，我见到了北鸥。这时他拄着拐杖，已经不会说话了。他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中风了。他似乎还认识我，对我笑着用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显得很高兴。我看到他已衰老成这个样子，禁不住眼眶里涌满了眼泪。不久后我便收到了他病逝的讣告。
李 辉：关于“小家族”的这些材料是如何整理出来的？如果有专案小组，其人员有哪些，怎样构成的？
杜 高：反右运动编的这一本“小家族”的材料就是根据肃反中的交代材料整理出来供大批判用的。发给各戏剧团体和一些著名的文艺家，以备他们在批判会上发言和写批判稿。当时全国各报刊发表了大量的批判文章，如果收集起来可以出一本专集，但主要的几篇还是专案小组成员写的。赵寻在《人民日报》《戏剧报》上发表的从政治上揭露“小家族”的反动性的文章，贾克在上海《文艺月报》发表的揭露“小家族”攻击肃反和妄图翻案的罪行的文章，蓝光在《中国青年报》揭露“小家族”作风腐朽、道德败坏、吃喝玩乐，玩弄女性的丑恶行径的文章，这几位专案小组的主要成员是经过讨论分别重点从各个方面来彻底揭露批判右派集团“小家族”的。但更多的人并不了解“小家族”是怎么回事，也根据这本材料写了批判文章。如张光年在首都剧场批判大会上对全国青年文艺工作者发出呼喊：《青年们，你们要警惕啊！》巴金在上海《收获》上发表反击右派进攻的文章中指名对我的批判；陈沂批判“小家族”妄图篡夺党对文艺领导权的发言，魏巍、胡可联名撰文声讨“小家族”，连京剧演员杜近芳也发表了控诉“小家族”腐蚀青年的文章，等等。
这些批判文章的作者许多我并不认识，但其中也有我非常尊敬和熟悉的前辈，例如阳翰笙，他也发表了批判文章。一九九三年翰老逝世后，我从《四川文学》上读到他的文集的编者和评传作者潘光武写的悼念文章《阳翰笙同志二三事》，有如下一段：
我陆续用了七八年的时间，搜集编选了《阳翰笙研究资料》（此书已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我发现，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翰老只写过一篇参加政治运动的文章，那就是一九五七年在“反右”高潮时，他在中国剧协召开的批判所谓“小家族”的会上的一次发言，后以《斥“小家族”中人“今不如昔”的谬论》为题刊登在当年的《戏剧报》上，（关于“小家族”的冤案，杜高在今年《炎黄春秋》第五期上发表了一篇《“小家族”冤案二十年》的长文，作了详细披露。）
我几次阅读了翰老的这篇文章，觉得它的出发点是与人为善的，而且重点放在“今不如昔”的“昔”字上，并没有具体涉及“小家族”的“现行”问题，是大谈国民党当年对进步文艺人士进行迫害的情况，也谈了解放后文艺事业的发展情况，通篇是摆事实，讲道理，并没有当时那种上纲上线、乱打棍子的恶劣文风。与其说这是在批判“小家族”，不如说是在教育全体文艺工作者。更可贵的是，文中还有自我批评之意，说“小家族”中多数是青年，要总结对青年教育的经验，要像高尔基、鲁迅那样既关心爱护又严格要求青年。
就是这样一篇惟一的“批判”性质文章，翰老每次提起时，也深深感到遗憾，甚至内疚，因为那是违背他当时的意愿的。他说：我当时实在顶不住文化部党组书记某某某的压力，他多次批评我，说我对“右派”（“小家族”）是“温情主义”，“态度暧昧”，“蜻蜓点水”，我不得不在安排我发言的那个会上发了言。
这段文字可以使我们了解奉命批判者的苦衷和这种批判的虚伪。
李 辉：你的“小集团”一个重要“罪责”是和吴祖光的关系。“小家族”是怎么和吴祖光挂在一起的？你对吴祖光怎样看？我很想知道你对吴祖光的评价。你认为，对吴祖光的批判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你们这几个青年人的命运？
杜 高：我认为吴祖光是当代中国文化人当中一个最具独特价值，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般的人物。
我这里指的不是大家公认的他在戏剧创作上的杰出成就，也不是指的他过人的聪慧、深厚的学养和飞扬的文采。我指的是他作为一个人，一个文化人，一个在中国这样特殊的历史环境里生活过来，在连续不断地遭受着打击和忍受着屈辱的政治境遇中，居然能以生命的顽强保持着属于他自身的一个文化人的性格、尊严、价值和自由的心灵，这确实是个奇迹。只要想一想在我们经历过的漫长的五十年岁月中，几乎所有的中国知识分子，不管是年长的或是年幼的，无不在极左政治的沉重压力下经受着空前的精神煎熬，无一人不被改造，被扭曲，被异化，不由自主地消失着自我，变成另一个非我的存在。而唯独吴祖光，始终保持着自己鲜明的个性和纯良的天性，他始终是他自己。你能说这不是一个奇迹吗？
我和吴祖光的交往已经五十年。他是一个极富魅力的人，在他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中国文化人的许多优美的品德。他既是我尊敬的前辈作家，又是我喜爱的一位亲切的老大哥。关于他，我当然可以说很多话，但如果要我用最简略的语言来描述他的性格的最突出的特征，那么我将用这样两个字：“率真”。他的确是一个真诚而率直的人。当严酷的现实生活逼迫着我们一个个都变得胆颤心惊谨小慎微，变得世故虚伪人云亦云，一个个都变得明哲保身看风行事的时候，吴祖光依旧按照他的本性生活着，始终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独立的精神人格，他的毫不遮掩的率真闪耀着多么美丽的人性的光彩，又是多么地令人惊异啊。
吴祖光是一个充满人道精神富于正义感的中国文人，他同情弱小者，勇于直言。反胡风运动本来同他一点关系也没有，肃反也没有触及他。他那时正受周恩来的委派，在拍梅兰芳和程砚秋的戏曲电影。但是他和我们几个年轻人有着真纯的友谊，他很喜欢我们，尤其和田庄亲密无间，无话不谈。他听说肃反把我们整得很惨，把我们搞成了一个小集团，把我们当成反革命关起来审查批斗，他认为这样做太不可思议，太过分，太不近人情了。
出于一种善意的同情，他在一些公开场合为我们说过几句公道话。他不知道这样做可是犯了大忌，凡是懂一点政治世故的人，凡是有一点党内斗争经验的人，遇到这种情况躲避都来不及，哪有像吴祖光这样天真的人，自动送上门去呢？正好，这个小集团正缺一个头头，原来是想抓住胡风这个大头目的，实在找不到足够的证据，现在吴祖光自己跳进网里，渔人怎不乐开了怀呢？吴祖光的率真就这样给自己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