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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辉：徐光霄对你的批示比较严厉，他当时是什么身份，是否主持你们的案件？该人后来的情况你了解吗？
杜 高：你是指徐光霄在《杜高解放前后反革命罪行提要》这个材料上的批示吧？他的批示不只是“比较严厉”，而是要置我于死地。
徐光霄当时是文化部副部长，负责领导肃反运动。我的专案组所做的一切，都是贯彻他的指示，实现他的意图。从这个材料和他的批示中可以看到，他决心在肃反中把我打成反革命分子，送去劳动改造。幸亏他的批示不知道被哪一个上级给否定了。但这个批示证明了，在当时的政治运动中，不需要经过任何司法程序，一些掌握了政治权力的人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无辜的人送进监狱。
徐光霄四十年代曾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过，他对当时国统区的情况不应当不了解，他当时用“戈矛”的笔名写过诗，还到过重庆育才学校，罗坚、陶冶当时都是十几岁的孩子，认识他，但他在肃反运动中对我和“小家族”表现了一种特殊的严厉。
从肃反运动到反右运动，文化部有三位副部长主持过与我有关的案件。除徐光霄以外，还有陈克寒和刘芝明。陈克寒是最早在《人民日报》点名批判我的一位领导人，那个份量是很重的。刘芝明是最后发表数万字的长文《从政治上、思想上彻底粉碎“二流堂”“小家族”右派小集团》，来结束对我们的这一场政治斗争的领导人。
但是这三位副部长都没有想到，几年后爆发的文化大革命，他们也都厄运难逃，首当其冲地成了革命对象，那时我还在劳改农场赎罪。徐光霄关进了秦城监狱，陈克寒被逼跳楼致残，刘芝明被造反派当作“二流堂”、“小家族”的包庇者而遭受毒打，惨死于狱中。中国的政治运动就是这样地不可思议。粉碎“四人帮”后，我恢复工作不久，徐光霄、陈克寒相继病逝。据罗坚告诉我，八十年代初，他见到过徐光霄一次，徐的表情有些尴尬，问到了我们的情况，表示了歉意。
李 辉：肃反运动结束时，你们结案没有？
杜 高：前面说到的徐光霄批示的材料，后来没有成为肃反运动的结论。到一九五六年末，“小家族”一案才做结论，大意是它同胡风集团没有直接关系，是一群思想落后的青年的结合，受胡风思想影响，有言论上的错误等等。因此分别给予行政性的处分：我被降了二级，汪明、田庄、陶冶也降了级，罗坚调去贵州，蔡亮到了西安。
肃反总算结束，但更大的风暴反右运动又来了。
三、
反右部分
李 辉：到了反右，你和所谓“小集团”问题又成为靶子。在《其他》这份材料里，有一处写道：你在读了赫鲁晓夫的报告之后，认为中国的肃反搞得如此糟，是受了斯大林错误的影响。从个人体验的角度，你认为肃反和反右之间，到底有哪些关联？
杜 高：一九五六年的春节以后，肃反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我仍被隔离在四十九号院的小房子里，等待审查结论。这时国际上发生了一件大事，苏共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揭露了斯大林从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的大镇压和政治迫害的种种罪行，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批判。这个报告震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更震动了刚刚进行了一场大规模肃反运动的中国。我这时正在自修俄语，订购了一份苏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共产党人》。从这本刊物上，我不断读到对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揭露和对他提出的“社会主义越前进阶级斗争越尖锐”的错误论点的批判。我从个人的经验和感受来读这一篇篇文章，苏联的批判不能不在我的思想和情感上引起强烈的共鸣。
这时，又发生了美国作家法斯特声明退出共产党和苏联作家法捷耶夫自杀的事件，都在我的心里引起震撼。我记得周扬在一次报告中说到苏联揭露了一个暗藏的医生反革命集团，我们也揭露了一个暗藏的胡风反革命集团，仿佛揭露胡风集团是受了苏联的启发，或者是仿照苏联的方式。在开除胡风作协会籍的大会上他还说过：解放五年来，随着我们取得的伟大成就，反革命分子的破坏也越来越猖獗，必须严厉镇压。这完全是斯大林理论的运用。
我还记得，一九五五年初，周扬在出席第二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回国后向文艺界作报告时说了这样一段话：在苏联访问期间，他接触了许多普通工人和干部，他们都要他转达对毛泽东的问候，他们说斯大林去世后，世界革命的领袖就是毛泽东了，苏联现在也遇到了许多问题，斯大林不在了，只有毛泽东才能像斯大林一样解决好这些问题。所以他们希望把毛泽东请到莫斯科来住。周扬说他向毛主席汇报时转达了苏联人民的愿望，毛主席笑了笑对周扬说：我不是神仙啊。
赫鲁晓夫的报告引起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分歧。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坚定的，对斯大林进行了保护。但从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开始，中国政治局势开始缓和，各单位也开始纠正肃反运动中的过火行为和偏差，我的朋友们先后恢复了工作，我的境况也逐步宽松，共青团员小李也不再跟随着我了。九月中旬，中共第八次党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宣告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成，疾风暴雨式的大规模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中国今后主要是发展生产力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报告了肃反情况，他在报告中披露了这个运动有一百三十多万人被立案审查，而真正是反革命分子的只有八万一千多人。他承认运动中发生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在机关内部，某些单位也有斗争面过宽的缺点，斗了少数不该斗的人。”
不久后，我看到了肃反结论。一些领导人又以亲切的语调和微笑的面孔同我谈话。副秘书长孙福田告诫我：“党是你的母亲，肃反运动斗争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李之华更善于开导：“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颗子弹不是敌人射过来的，是自己同志的枪走了火，你受伤了，是掉过头打自己同志呢，还是继续同敌人战斗呢？”剧协的老领导张光年这时已调到作家协会任《文艺报》主编，有一天在文联大楼门口见到我，亲热地拉着我的手，热情地说：“对不起罗，黑夜里打枪伤了自己人。给《文艺报》写文章吧！”这些谈话都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因为我当时的确受到了感动，感觉着温暖。
我觉得最关怀我的还有一个人，是同住在四十九号院里的当时担任创作室党支部书记的剧作家贾克。他是目睹我度过了这一年多险峻岁月的人，非常了解我的心境。他多次同我谈心，我向他一个个介绍了我的朋友们，我希望他也喜欢他们，不要把他们看成坏人。我不理解为什么几个青年人要好，谈得来，就是组织小集团，反党，是不是我们这个新社会不允许人们有几个好朋友？他点点头，表示理解我，沉思了一会儿，他说：“把你的这些想法和对肃反的意见都写下来，写一个报告，一个申诉材料交给我，我替你转送中宣部，这对你对组织都有好处。”
我又一次受到感动，我觉得他真是一位关心人理解人的老党员，他的支持给了我勇气。我便开始写一个详细的报告，有一万多字，把我心里的话通通都讲了，也引用了苏联批判斯大林肃反扩大化的材料。报告是写给中宣部长陆定一的。一切都按贾克说的，由他转送上去。我信任他。
这时，已是一九五七年春天，剧协领导要重新安排我的工作，恰好戏剧出版社成立，我童年时就熟识的老作家孟超担任总编辑，孟超是一位善良宽厚的长辈，他的女儿孟健、田汉的女儿玛俐（田野），我们三人同年生，一九四二年我们十二岁时在桂林结成演剧的小伙伴，那时我们常常到孟健家里去玩。
孟超知道我在反胡风运动中出了事，刚刚平息下来，便十分热诚地要我到出版社工作，特意安排我和另一位非党的老翻译家陈北鸥一起编书。陈北鸥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从事戏剧作品的翻译。我和他过去并不熟，他大概出于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善良天性，在反右运动的大风暴中，给予了我意想不到的同情和关怀。
吴祖光在戏剧界鸣放座谈会上，对戏剧工作提了一点批评意见，被打成戏剧界最大的右派。为了加重吴祖光的右派罪行，“小家族”于是被划为吴祖光“二流堂”的第二代。肃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