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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没有绝对权威，大家都来参与治学也会产生一些麻烦，那就是难免鱼龙混杂，甚至出现混水摸鱼的伪学问。不过，真学问并不惧怕伪学问。因为在自由争鸣的场合，并不是依据权威之言轩轾各种学问之曲直高下，而是依据道理确立是非的。伪学问最终总会被筛汰掉的。我们这个世界存在着许多丑恶的事物，但幸好在丑恶的上面有一个非常美妙的法则，那就是邪不压正。这个法则乃是人类希望之所在。不管需要经历多长时间，只要阔步走出“一人学问”的殿堂，与之做彻底的告别，是非之争总会尘埃落地，理性的华光总会显现出来，真理的葩蕾总会绽开姿容，吐透芬芳。反之，如果仅仅反省“一人学问”的具体内容，仅仅批判其缺失与谬误，并试图转而寻找另一个没有缺失的、完美的“一人学问”，入主殿堂，取代旧主，文明就只能在这个殿堂中打转，独享冰冷的“一”带给我们的那份冷凄高远的孤独。
也说毛泽东诗词
——与周泽雄先生商榷
？ 张 鹄
《说说毛泽东诗词》（《书屋》2000年第1期，以下简称《说说》），确乎是一篇惊世骇俗的奇文。作者以非凡的学术勇气和独特的审美眼光，巧运灵思，力排众议，对长期以来被赞誉得无以复加的毛泽东诗词进行了透骨剔髓的解剖，使之由飘渺乎神坛，倏地着陆于人间诗坛。读这样的文章，真使人眼界大开，获益匪浅。
不过，学术论文也同审美创造一样，难得尽善尽美。细读《说说》，觉得某些具体分析尚存在一些可议之处。兹不揣冒昧，试述数端，以就正于周泽雄先生和广大读者。
如何鉴赏文学作品，鲁迅先生认为“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况，这才较为确凿。”而坚决反对那种“从衣裳上撕下来一块绣花”的“摘句”法（《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是的，文学作品是个有机整体，鉴赏者当然要从整体出发去把握它，方能得其精髓。文艺鉴赏中鉴赏者势所必然要抓住作为思想感情载体的某些字句，然而，在优秀之作里，这些字句就像人体内条条血管都通向心脏一样，都一定会间接或直接地表现作品特定的题旨和情境。这就是说，鉴赏某些字句，必须从整体出发，才能领悟到它们各自的艺术职能和微妙之处。“倾国须通体，何来独赏眉”，前人早就悟出了审美鉴赏中“整体视角”的重要。当然，以上说的只是一些常识，周泽雄先生自然知之甚稔。然而，人们“知”与“行”、“认识”与“实践”之间，往往存在着某些距离，即理论上懂得是一回事，实践中操作又是一回事。细读《说说》，笔者发现周先生“裁书刀”快意的运行中，有时似乎把“整体视角”置诸脑后了！君若不信，有“诗”为证：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沁园春·雪》）周先生认为：这几句诗“多为判断，形象系数较低，诗味直接了当，读者无须想象介入，只要接受诗人的断语就是了。”孤立地看，这样的评论自然也有一定的道理。然而，从整体着眼，就大可不必如此苛求。行文至此，笔者陡然想起了诗歌中一个特异的品种：“前粗后细”诗。“前粗后细”诗的名称，最初见于明代《解愠编》，它指的是开头非常粗糙、干瘪而结尾则特别细腻、丰腴，因而形成强烈反差、具有特殊韵味的那种诗歌作品。相传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所作的《金鸡报晓》就是这样一首优秀的“前粗后细”诗：
鸡叫一声撅一撅，鸡叫两声撅两撅。
三声唤出扶桑日，扫败残星与晓月！
前两句笨拙之至，而三、四句则如沉闷的天宇突然亮出一道闪电，爆发一声惊雷，真可谓境界全出，诗意盎然。然而，没有前两句平、拙、俗的有力铺垫和映衬，也很难显出后两句奇、巧、雅的逸韵丰神，因为“事物发展过程中的每一种矛盾的两个方面，各以和它对立着的方面为自己存在的前提，双方共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毛泽东：《矛盾论》）。所谓高下相形，长短互衬，无“高”则无所谓“下”，无“短”也无所谓“长”。自然，文学创作中，无平、拙、俗，也无所谓奇、巧、雅，要想通篇奇、巧、雅，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想法背离了唯物辩证法。前人早就悟出了这一辩证原理：“语语微妙，便不微妙，须是一路坦易中忽然触着，乃足令人神远。”（刘熙载：《艺概》）。“惜秦皇汉武”数语，孤立看，似是“淡”了一些，（但并不笨拙）。然而，没有这几句的铺垫，又怎能水到渠成地诞生周先生赞为“极佳”的“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样振聋发聩的警句呢？“诗要有警句。如果把诗中的每一个字比作砖瓦，那么警句便是梁柱。”（臧克家：《学诗断想》）梁柱总是雕绘工巧、金光四射。可是，没有砖瓦，梁柱又怎能被支撑起来？人们又何尝因赞美梁柱的富丽而讥笑过砖瓦的粗糙？梁柱和砖瓦同是整个巍峨大厦所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双方共同处于一个统一体中。”
同样由于不是从整体出发，而是孤立地推敲字句，因而周先生对“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的评析亦流于苛责：“实在只是一句大白话……这是散文，没法按诗法相衡”。“大白话”未必不能入诗？且不说《诗经》《楚辞》摄入当时民间多少口语（大白话），即以“诗圣”杜甫而言，前人早已指出：“数物一个，谓食为吃，甚近鄙，杜甫屡用”。并举例云：“‘峡口惊猿闻一个’，‘两个黄鹂鸣翠柳’‘楼头吃酒楼下卧’、‘但使残年饱吃饭’……”（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一）。难怪有人这样概括杜诗的美感特征：“欲知子美高明处，只把寻常话作诗”（房皞：《读杜诗》）。
周先生又认为“成吉思汗”，“四字不宜入诗”，理由是“四字皆平声乃词人之大忌”。言之凿凿，谁敢置喙？其实这仍然是胶柱鼓瑟，孤立品赏。成吉思汗是封建帝王中徒具武功（“只识弯弓射大雕”）、最少文采的典型，从这个意义说，这里不能没有他的位置。否则“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就不会那么有力。孟子早经指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由此看来，“四个平声连用”，也就无关宏旨了。况且，这样的情况中国诗史上决非绝无仅有。唐人崔颢的七律《黄鹤楼》诗的颔联：“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上句连用六个仄声字，下句又出现“三平调”，难道就不是律诗之大忌？然而诗评家却为他辩解：“古人兴到笔随，偶弄狡狯，竟传诵千古。”（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析》）严羽甚至断言：“唐人七律当以崔颢《黄鹤楼》为第一”（《沧浪诗话》）。这倒并非诗评家为尊者讳，而是这些诗评家们遵循了一条重要的审美法则：从整体出发而不纠缠个别字句来评价作品，正所谓“不以一眚掩大德”。
周泽雄先生有个发现：“中国古代诗词的一大特色（弊端？）窃以为在太过经营字词，至走向篇以句名、句因字驰、‘一句跳出，全篇驰名’之境，则属走火入魔。”据此，周先生又有一个发现：毛泽东诗词“几乎每首皆有可句摘可圈点的，然全篇皆可称许、无一弱笔者，则为数寥寥”。对此，笔者又不敢苟同。艺术品的强弱高下、优劣妍媸，我想这应当是相对的，应该辩证地看。对这一点，讨论“前粗后细”诗时言之甚详。诚然，“天下美人终有一陋处”，人类的审美创造也同样难以十全十美，臻于至善。可不？被尊为“诗圣”的杜甫，他的作品就“无一弱笔”吗？未必。比方被胡应麟誉为“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