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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五十年前，除极少数技术熟练工人外，大部分职工都是些未受过教育的、绝望的男人和妇女，他们常因酗酒而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且多数是文盲。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的顽强努力，最终提高了职工的素质，使其具有了初步的知识、教育、人的尊严和自信。
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产生了可怕的后果。但是，俄国十月革命、中国革命、南斯拉夫革命、古巴革命和其他类似的运动使进步和初步的解放成为可能，这种进步和初步的解放是任何人凭良心都无法否认的。人们不能说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徒劳无功，尤其不能说劳动群众为改善自己命运所作的努力都是白费力气。所有这些工作，所有这些努力，都已使世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另外一段文字是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副总书记、西班牙前副总理阿丰索·盖拉说的：
如果以充分的历史眼光和适当的理论准备来对社会主义的成就和它对我们当代社会的影响作一次当前的总结，那么，我们就得抛弃一些肤浅的偏袒的评价，而应该承认，对进入这种解放理想的发展中的一个新阶段来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足够的成熟水平。如果对最近一个世纪工业世界中所产生的进程进行严格的客观的分析，就可以说，在漫长的历史道路上，社会主义在与资本主义伟大古典作家所提出的经济和社会模式进行政治战斗时，已取得了道义上与政治上的胜利。今天，谁也不敢真正维护自由贸易资本主义和前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理论家与实践家所依据的特殊道德前提。甚至最固执的新保守主义理论家也坚信，在当前社会中上述模式绝对行不通。从历史的角度看，我们必然得出一个结论，即：导致野蛮竞争、允许商品对人拥有价值优先权的最初的资本主义，无论在道德领域还是从一般实践领域，都遭到了失败。从政治观点看，这种失败明显表现在大多数发达社会中各劳动者阶层和最贫困的社会集团所争得的社会福利、劳动权利与经济等方面的成就。
所以，格瓦拉的牺牲是有其所得的。最虚伪的资本主义作家都对自己的主子说：这些人身上流出的是血不是胭脂！
（七）剧中最后有这样一段：
鼠辈甲：格瓦拉，把你那半棵雪茄给我吧，我好为大麻海洛因做广告。你就是商机。
鼠辈乙：格瓦拉，把你的肖像权送我吧，你的像我要印在衬衫上卖给所有长青春痘的三青子楞小子，浪漫女性也争取一个卧室给她们丫贴一张。你就是资本。
鼠辈丙：你的传记我包了，你是二十世纪的浪漫骑士，现代社会的古典游侠。关键是女的，你跟那个德国女游击队员没那么回事也有那么回事。
而剧一散场，我就听一位中年人操着难听的京腔说：“你丫的装什么孙子，不也是在靠炒格瓦拉发财吗？”
商品社会最成功的一招，也是让本来想超越利益关系的知识分子最无可奈何的一招，就是将你反对商品社会的声音也视为了商品，而客观上，在这个社会，无数反商品的声音也的确是商品，一定程度上，你反商品的调门越高，商品社会越觉得你是一个财源，靠反商品社会的声音发财比唱流行歌曲还容易发财。所以，对于任何一个无从判断《切》剧作者人格的人来说，他显得如此刻薄，是有理由的。
其实，商品社会如此，整个资本主义社会也是如此。韩毓海先生在一篇名为《资本主义与受虐狂》文字中说，今天，“在欧洲、美国和日本，一切揭露资产阶级的隐私和癞疮疤的先锋派却因为他们的工作发了财，咒骂资本主义制度成为一桩有利可图的大买卖，批判资本主义成为西方文化最大的媚俗之一，靠榨取成千上万的工人血汗发财的福特基金会，也出钱来资助那些最会挖资本主义隐私的文化批判学家和左翼知识分子中的极端派，请他们著书立说，日资本主义八辈祖宗”，这就是弗洛依德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具有受虐狂的本性，“资产阶级这妓女，谁干它它便跟谁好”“当弗洛依德揭示出资产阶级的受虐狂的本性之后，所有的批判资本主义的左翼知识分子都陷入如下的尴尬：如果对资本主义的施暴与批判都不过加强了资本主义的生存快感的话，那么这种批判，这种批判的知识分子还有必要存在下去吗？”
一定意义上，《切》剧作者面对的尴尬，也是这样的尴尬。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当一个社会被商品与资本异化为不以耻为耻，反以耻为荣时，要想避免这种尴尬，除非将整个社会的价值观进行一次集体的再颠倒。而这在短期内是做不到的。
（七）《切》剧的最后还有这样一段：
鼠辈丁：你的行为被我破译了：支──气──管！你两岁就得上了支气管哮喘。一犯病自然就喘不上气，喘不上气自然就瞧什么不顺眼，瞧什么不顺眼自然就要闹事。我观察了七年兔子，研究了八年耗子，看人眼毒着呢。
这实际上是用生物学与遗传学的观点在解释格瓦拉的革命行为。
我总以为，消解这个社会所有神圣的东西的——即韦伯所谓的“脱魅”——有两个：一是经济学，一是生物学。
经济学将人所有的行为归结为利益两字。我手头正翻译一本由K。Hartleyt和T。sandler主编的《Handbook
of Defense Economics》，其中有一章专门分析革命。结论很简单：革命者之所以选择革命，就是因为革命成功后的预期收益超过革命的成本，而参加革命者之所以将资源用于这种“分配性努力”而不是用于“生产性努力”，也是因为收益超过成本。所以，什么“理想主义”，什么“为人民服务”，在经济学这里都是扯淡，“你丫的在装孙子”。其实不止是革命，加里·S·贝克尔早就将爱情亲情都经济学化了。按他的说法，你选择这个人结婚而不选择那个人结婚，根本不是什么爱情，而是选择这个人使你的比较收益更大；而你选择生几个儿女，对在他们身上投入多少，全取决于你预期从他们身上得到多少回报。经济学就是这样将我们看似神圣的东西世俗化了。难怪罗马教皇保罗二世在世界末一份《通谕》中提醒人们警惕市场与经济学被“神化”的危险。
还有一个是生物学。我的印象中，几乎没隔几天，就会从媒体上看到这样的消息：遗传学家发现，人的某种行为如女人是否具备母性、男人是否有攻击性与犯罪倾向，甚至一个人会不会成为小偷等等，都是由基因组中某个片断所决定的。我曾与黎鸣、王小东等讨论过这个问题。王小东先生因为学科学出身，所以，对于遗传学进展很是清楚。他说，今天的生物与遗传学的确好像已经能够解释人后天的一切东西，仅仅有日常生活如你什么时候去会朋友还无法解释。这样一来，革命与不革命都不是什么理想决定的，就是中国人讲的看这个人是否“长了一块反骨”。
自由一旦走向极端，就变成了反人性与反神性的东西。在经济学与生物遗传学领域，这就是最好的证明。
（八）在各种对《切》剧的批评声中，有一种声音似乎最有力：这个《切》剧，只反资本不反权力。像毛泽东批评《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将中国问题归结为市场经济、跨国资本、帝国主义，还有比尔·盖茨，而当下中国真正最需要解决的实质性问题给掩盖了。话说得很隐晦，但意思很清楚。
回答这个问题，其困难程度批评者其实比被批评者一样清楚。在近来年所谓新左派与自由主义之争中，自由主义者批评新左派之一，就是认为新左派在逼自由主义者说出中国语境下难以言说的东西。而在《切》剧上，这种状况倒过来了。
其实，任何一个客观公允的观者都清楚《切》剧具有的当下的意义。剧的开头与结束，都有这样一段话：前往黎民百姓任人宰割的地方／前往富婆款姐挥金如土的地方／前往布衣寒士度日如年的地方／前往一枚公章变万贯家财的地方／前往一生辛劳化一无所有的地方／前往道义良知烟消火熄的地方／前往黑暗邪恶卷土重来的地方。有勇气说出这些话的人，就差赤膊上阵了，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尊敬吗？
法国著名历史学家布罗代尔曾经非常深刻地分析指出，资本主义并不是市场经济，相反，它是反市场的，而其背后，就是国家的支持。因此，左翼在反对任何社会中资本统治肆虐时，其实都反了背后的政治力量。前地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