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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与格瓦拉一样,是绝望中的反抗,反抗的也是绝望,但我们不负我们的使命,仅此就够了。
(三)全剧中让我最感动的是这样一首歌:“其实这人间/都只是一个人/其实这世界/都只是一颗心/如果还有一个人贫困/这人间就是地狱/如果还有一个人邪恶/这世界就不是天堂。”
我想起这样两段话。
一段话是左翼运动领袖人物马克思说的:“每个人的自由是一切人自由的前提。”《共产党宣言》是以这句话作为结语的。对于这句话,不同利益集团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我想《切》剧的作者们是读懂了。马克思就是在说,社会中每一个人都自由了,一切人才能自由。相反,如果这个社会只要还有一个人处于不自由的状态,下一个不自由的人也许就是你我。所以,马克思又说:“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终解放自己”,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使命并不是着眼于本阶级的解放,更不是要自己成为新的统治阶级去再压迫其他阶级。她的使命是让世界没有阶级没有压迫。
还有一段话是美国波士顿市政府对面犹太大屠杀纪念碑前马丁牧师的铭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起来为我说话了。”这也是在说,如果我们可以不理会暂与己无关的苦难,下一个受难者就可能是你我。
这些,都是马克思主义者的逻辑,是格瓦拉这样的革命者的逻辑。而不是以原子个人主义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者的逻辑。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某些自称自由主义者却常将这种逻辑据为己有。
(四)“历史只认硬家伙!”剧中反对革命者说。他的意思也很清楚,历史是强者书写的,所以,是胜利者的历史。
对于纸面上的历史的公正性,我向来就不抱什么幻想。不仅仅因为是胜利者才有资格写历史,还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书写的,而且都有书写者自己所处的利益集团的利益在其中。英国著名史学家爱德华·霍列特·卡尔曾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历史不是别人而是知识分子‘制造出来’的;写历史就是制造历史的惟一方法。”另一史学家克罗齐也说:“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当代与汤因比齐名的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则说得更白:“所有的宏观历史都是自传。”
但我又有一些乐观。这是在看完《切》剧的当晚回家我再次翻读茨威格《异端的权利》一书得来的。卡斯特利奥与宗教领袖加尔文的斗争是“苍蝇撼大象”,注定失败。回顾这段历史,茨威格写道:“历史没有时间作出公证。作为无私的编年史,它的任务是记载成功的人,但很少鉴定他们的道德价值。历史的目光只盯着胜利者而置被征服者于不顾。这些无名小卒被倾入遗忘的汪洋大海中,既无十字架又无花环记录他们徒劳的牺牲。但事实上,心地纯洁的人们所作的努力,不会被认为是无效的或无结果的。道德上任何能量的花费,也不会在巨大的空间消失而不留下影响。那些生不逢辰的人们,虽然被击败了,但在实现一个永恒的理想上,已经预见了它的重要意义。因为,理想是一种没有人看得到的概念,只能通过人们的设想、人们的努力,并准备为理想而向着充满尘土的、通向死亡的道路行进的人们,才能在现实世界中加以实现。”
为着永恒理想而牺牲了的格瓦拉,自己说“也许会被二十世纪冷淡,也许会被二十一世纪遗忘”的格瓦拉,茨威格这段话好像也同时是为你准备的。
(五)剧中有这样一段对白:
正C:革命不是已经胜利了么?
画外声:政权是夺取了,革命却刚刚开始!
正A:建设新社会是一场艰难的征战,几千年人剥削人压迫人的格局早已根深蒂固,稳如泰山。它打着“人性”的旗号,借助传统的力量,在每一个角落每一个环节,在你想得到的前后左右,在你看不见的四面八方,对新天地施行反攻倒算。旧世界不仅在山那边、海对岸,不仅在你的瞄准镜里,在你的雷达屏幕上,它还隐藏在空气里潜入你的呼吸,埋伏在血液中流遍你的思想。当你向“敌人”发起冲锋的时候,你很可能早已是他们中的一员;当“新”盖头揭开时,露出的也许只是旧嘴脸。面对旧世界的收买、围剿、招安,革命的股民自然高官厚禄大宅子小车子服务员保健员,很快实现了投资回报利益返还。他们经营的,哪点不是旧世界?只不过改了作者,换了封面,准确地说,是张旧世界的“盗版”。
对白完后,是一段关于“奴隶冲进皇宫做了奴隶主”的寓言诗。
这段对白突出表明,《切》剧作者对于自由主义者所批评的所谓革命的局限性是有深刻的认识的。的确,如果不认识到或不承认一次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对旧制度的动摇是有限度,那么,《切》剧作者及其同道者是立不住脚的。托克维尔的《法国大革命》一书,讲来讲去就一个意思:法国大革命是必然会发生的,但是,法国大革命后的一套,恰是法国大革命前都有的东西。
但我感到最有意思的是,同样一种现象导引出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
一种是反对革命的逻辑。革命之后,又怎么样?不过是老皇帝换了新皇帝、老专制换了新独裁而已,不如不革命。这是今天中国一些所谓自由主义者的逻辑。
一种是不断革命的逻辑。正因为一次革命的效果是有限度的,而且旧习惯时刻可能复辟,所以,我们要不断革命。即使是取得了政权后,为防止革命的成果付诸东流,我们也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否则我们自己会脱离人民,我们自己会以人民的名义忽视了人民,背叛了革命的理想,甚至“骑在人民头上拉屎拉尿”(毛泽东语)。这是毛泽东、格瓦拉以及《切》剧作者的逻辑。
(六)剧中还有这样一些对反革命者的诘问:“没有反抗,剥削会减轻么?!”“没有斗争,压迫会停止么?!”“没有革命,他们肯改良么?!”“没有农民一次次起义,会有历朝历代的让步政策么?!”“没有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社会主义阵营的建立,战后会出现福利国家么?”
这些诘问讲出了这样的道理:尽管一次革命的效果是有限的,充其量只是对旧制度边际上的改进,但一次次的革命,最终总可以使旧制度面目全非。
我手边有另外两篇文字,我全文照抄,以佐证《切》剧作者。一篇文字是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著名经济学教授欧内斯特·芒德尔说的。当下,西方知识界几乎是一片“二十世纪作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实验场,最终见证了社会主义的失败”、“历史已走向终结”的叫嚣声,而东方,也在忙于所谓“对社会主义进行反省”。此时,这位教授写道:
在对社会主义一百五十年斗争经历进行反省时,我们的指控在这一点上应留有余地:实现最终目标方面的失败是伴随着实现部分目标方面的同样引人注目的成就而来的。社会主义一百多年来的顽强努力,最终使社会现实发生了世界性的根本变化,尽管尚未在任何一个地方导致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一百五十年前,八岁的女孩子就在煤矿的非人条件下做苦工。而在今天,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这样的惨事都不再有了。甚至在我们这个世界的南方,这样的惨事也越来越罕见了。这要归功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顽强努力。
一百五十年前,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平均工时为每周七十二小时或者更长。而今天的平均工时至少在工业化国家中已缩短到了三十六个小时,这又要归功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的顽强努力。
一百五十年前,病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老年人只能在极度贫困中生活。一九○○年,在伦敦或纽约这样的富裕城市中的贫民区,孩子们还仍然光着脚走路。而今天,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在东方,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已有可能使绝大多数职工免遭这样的贫困,这也要归功于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顽强努力。
一百五十年前,除极少数技术熟练工人外,大部分职工都是些未受过教育的、绝望的男人和妇女,他们常因酗酒而处于麻木不仁的状态,而且多数是文盲。工人运动和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