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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之中，毕竟摆脱不了时代加给每个人的局限，因此，他们也就只能如此这般留下这样的文字。
在尴尬的历史中，又有几人不是尴尬的？这就是人性的扭曲。
杜高愿意公开他和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就像公开自己的交代一样。他深知，无论健在的或者早已故去的朋友，会体会到他的良苦用心。往事已经过去，教训却应该留给未来。这教训是意味深长的，当然也包括每个当事人曾经有过的尴尬表现。
现实正是如此。慷慨激昂臧否他人，愤愤然发表议论，要比深刻反省自我、解剖自我容易得多。我猜想，在如何处置检举揭发材料问题上，杜高恐怕会度过一个个不眠之夜，在无比痛苦之中又一次煎熬自己。最终他决定把自己和朋友的尴尬毫无掩饰地公布于众，让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一切，把一个真实的昨天原封不动地交还给历史。我看到了一个智者的襟怀。
四
“杜高档案”是相当完整、相当丰富的史料汇集。除了以上提及的内容外，还有另外一些值得研究的课题。如，在政治运动中，围绕某位当事者展开的外调，是如何进行的；当运动期间决定召开相应的批判会时，组织者是如何设定题目和提纲，如何组织发言的；当决定将一个当事者打成右派并判决入狱时，人事关系的交接是如何进行的；当一个知识分子右派与刑事犯关押一起进行劳改时，思想汇报和年终鉴定又如何写，如何做出的；当年复一年需要填写表格时，不同处境下表格有何区别、决定命运的最后评语又是如何填写的……
我深知，以自己的能力和精力，是无法对档案涉及的诸多课题进行系统研究。我所愿意做的，无非是将它们整理出来，争取结集出版。让更多的人读到它们，让更多的人对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内容进行解读和思考，对其中所呈现的文本予以归纳和划分，这样，便有可能为当代文学史、当代政治运动史乃至当代史的研究，多提供一个视角，多提供一个参照物。如此而已。
终于写完了想说的话，历时两年的整理工作也终于全部结束。整理过程中，二十世纪一天天走过，渐渐变为过去，新的世纪也在人们不同的心情、不同的呼唤中渐渐走近。一年前，我曾写过这样一段话：
然而，我又想，其实历史每时每刻都以同样的步履行走着，世纪之交、千年之交的那一天，也不过是同样的日起日落。不错，世纪转换时刻的欢呼雀跃当然会令人有一种别样感受，但假如仅仅是将之纳入流行或畅销之类的炒作，或者虚张声势、不切实际地来一次新的千年、新的百年的展望，用一些空洞美妙的词句来掩饰思想的苍白，那么，还不如扎扎实实站在现实土壤上，在斑斓缤纷、扑朔迷离的背景中，冷静、客观地把历史细细梳理。惟此，展望或者梦想，才不至于过于空泛，过于一厢情愿。
依我看，对新世纪最好的献礼，莫过于对历史来一番认真细致的梳理。这就需要更多的人走进回望往事找回历史细节的行列。梳理历史诚然需要宏观描述和概念的归纳，但这一切都应该建立在大量的历史事实、细节之上，不然就会容易失之于片面、笼统，甚至虚假。时间从来不会有季节省略，历史当然也不应该有空白。
现在，新世纪终于来临了，我的看法依旧，还是愿意以这样的姿态向前走去。这也是我为何一年来，在工作和写作的同时，仍然看重与杜高夫妇的合作，将这样一本与众不同的书在世纪交替之时予以完成。
最后，我得再次感谢杜高夫人李欲晓女士为整理这批档案所付出的劳动。她带着探究历史的眼光和对历史受难者的深切同情，和我一道阅读、整理，从那一张张破损的纸页上，细心辨认那一个个潦草模糊的字迹，没有她的充分理解和全力支持，这一捆史料也许永远会被束之高阁，默默地躺在纸箱里继续发黄，发霉，腐烂，直到完全无从辨识的那一天。
关于革命及其他
——观《切·格瓦拉》片想
？ 卢周来
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在朋友一再推荐下，我赶到中央戏剧学院实验剧场，找到黄纪苏先生，观看了《切·格瓦拉》（下称《切》）一剧。此前，我已听说由此剧引发的争议已列入二○○○年思想界十件大事之一，我也看过别人对此剧做过的不少好文章。但我还是有不少想法，却因为难成体系，故想到哪里写到哪里。
（一）我的一位学者朋友说，《切》剧有一个缺陷，就是人物处理简单化：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
将人物脸谱化一贯是作为国粹的京剧的传统，红脸就是忠，白脸就是奸。《切》剧作者这样做是有传统的。我并不认为这是缺陷，恰认为这是编剧的有意为之。《切》剧作者也说，“舞台上的人大体分做正反两类，正则场场皆正，反则场场皆反。一以贯之的是本质，所不同的是化身，就仿佛日照千峰，月印万江。”
我的理解则是，有一段时期尤其是“文革”时期的中国演艺，我们的确将人物简单化，也是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于是，我们反思，反思后，将人物搞得极其复杂。尽管看来这符合现实中的人，但让我们很累：坏人让人恨不起，好人让人爱不得。尤其是，当我们面对这个世界的具体罪恶时，我们却发现找不到谁是罪恶的始作俑者。想要斗争，似进入了“无物之阵”。
《切》剧作者在这场反映斗争与革命的剧中，重新将人物脸谱化、本质化，恐怕有这种考虑。但我又不认为这是简单地回到“文革”时期对人物的处理，而是基于反思基础之上的再反思后之举。
我想起在学校里老师常这样教导我们：读书分三个境界。第一种境界，书由厚读薄；第二种境界，再由薄读厚；第三种境界，重又由厚读薄。我还记得有一个所谓修禅三种境界：第一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第二种境界：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第三种境界也就是最高境界：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在看待人与人性的问题上，我们许多人还在第二种境界：即由原来的好人就是好人，坏人就是坏人的简单划分，进入好人也不是好人，坏人也不是坏人之境，即所谓人性是复杂的；而《切》剧也许进了一步，在看人的问题上已臻入第三种境界吧。
（二）在讨论格拉玛号到底要不要启航时，剧中的反对者反复发出这样的声音：“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世界不要异想天开，这就是法则就是规律都得听它安排。”他们的意思很清楚，人与人之间际遇的不同，是天定的，不可更改的，所以，你的反抗就是违背历史规律之举。或者套用“文革”时常批判别人的一句话：“你是逆历史潮流而动”，是“螳臂挡车，不自量力”，最后注定“要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碎”。
就我自己的认识，我也不得不承认，历史潮流的确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在碾碎了一些前地域性共产主义国家以及像胡志明、格瓦拉等等这样的“与历史对着干”的人物后，资本又重新按照它自身的逻辑以一日千里的速度改变着这个世界。因而，与资本的斗争的确是“还没看到地平线的远航，一场力量悬殊的竞争，不合比例的对抗。”“是愚公移山，是精卫填海，是孤岛对汪洋，是新生儿对四千年，是热诚对历史，是愿望对现实，是风中飘荡的种子对大漠荒滩。”所以，我丝毫不隐瞒自己绝望的情绪，尽管为一些人所讥笑。
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人物可以去琢磨历史的大势，可以去投靠历史的机缘成就自己，可以漠视历史车轮下被碾轧的受害者的苦难，但独独知识分子不能。因为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他的使命就是进行社会思想与文化的批判，以防止社会中强势集团的强势话语对其他话语构成压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知识分子恰恰是要反潮流的。
再者，自由的真义是对每个具体的人的自由的尊重与认可。也就是说，一个真正的自由者应该知道，以什么“永恒的人性”、“历史的规律”为借口，以什么“历史代价”、“改革成本”为借口，掩盖我们这个社会中每一桩具体落实到弱者头上的苦难，都是不符合自由的精神的。
也许我们与格瓦拉一样，是绝望中的反抗，反抗的也是绝望，但我们不负我们的使命，仅此就够了。
（三）全剧中让我最感动的是这样一首歌：“其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