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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在历史审视的过程中，最能引起反响的当然是围绕一些重大事件、重要人物而进行的工作。另外，多年的风气和习惯，大发宏论颇为盛行，因为它常常能于振聋发聩之间赢得一片掌声和喝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我越来越觉得，仅仅限于笼统而概括地发发议论，而缺少对历史档案的挖掘，缺乏对历史细节的研究和分析，这些议论很可能只是匆匆过客，过眼烟云，并不能把历史研究真正坚持下去，使其更具有客观性、稳定性，从而也就更具有科学性，更接近历史本身。在这一意义上，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朱正的《1957年的夏季》，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它们建立在当年的史料和个人笔记基础上，具有不可替代性。正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我越来越看重个人日记、信件等民间记录在解读历史过程中的特殊作用。与它们比较起来，像杜高这种经历的人的个人档案，完整地保留了下来，自然有着更为重要的价值。因为它把历史的令人颤栗的真实赤裸裸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不带一般叙事作品的个人主观色彩，更无虚构成分和编造成分。从这些档案的字里行间，可以读出许多在回忆录中、在史书中读不到的历史细节。
在撰写《胡风集团冤案始末》过程中，我曾听说当时胡风案发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机构都成立了“五人小组”领导反胡风运动和随后的肃反运动，但我一直没有找到证据。从“杜高档案”的“一九五五年肃反部分”中，我才亲眼看到由田庄所在部门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田庄专案组送交的田庄交代材料上，送交者署名为“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五人小组”，接受者则为“剧协五人小组”。另外一份《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党委给文化部艺术局的信》，由“艺术局五人小组”批转剧协。除此之外，《内蒙党委转来的材料》使我得知，当年不仅仅只是成立所谓“五人小组”，还有专门的领导反胡风集团的机构。这份材料是由内蒙古党委送交中央有关部门的刘复之，然后由刘复之转发中国剧协，因此，材料上落款为：“内蒙党委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斗争办公室”，所盖图章则有两枚，一为“中国共产党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一为“中共中央十人小组办公室转递材料专用章”。从图章中可得知，在反胡风运动和肃反运动中，除“五人小组”外，还有一个更高级别的“十人小组”，其成员构成待查。
举这个例子无非是要说明，在历史研究中，往往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似乎已成定论的说法，其实未必准确。更何况中国之大，历次政治运动涉及面之广，远非轻而易举之间就可以把史实梳理得清清楚楚。研究者需要大量的档案资料，需要认真、艰苦的努力，才能略有收获。从这一角度来说，杜高档案之类的史料挖掘和整理，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三
杜高先生同意原封不动地将所有档案公之于世，在我看来，具有非凡的勇气，他对历史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钦佩。他知道，这些本属于个人隐私的文字记录，既然形成于当代中国的政治运动之中，也就不再限于个体的意义，而成了知识分子群体生命的某种展示。
检讨、交代与相互揭发，是历次政治运动中每个当事人必不可少的任务。不过建国初期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参与者大多还是侧重于思想的自我批判和贬低。许许多多从国民党时代走进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谁都需要过好这一关。除极个别的特例之外，几乎所有人都在最初的关口面前徘徊过，迟疑过，但最终也都宣布愿意抛弃“旧我”，告别过去，创造一个“新我”。读五十年代初的报刊，举目可见都是类似的标题和文章，这毫不奇怪。
和后来政治运动中受难者的检讨、交代相比，思想改造时期的自我检讨，恐怕还算得上和风细雨，更多的是自述性质的自我批评。八十年代中期，我在撰写萧乾传的过程中，曾在他那里读过他写于当年的自述，基本上是细细回忆成年之后历年的活动情况，偶尔添加几句自我贬斥的话，其语气和程度，尚属平淡，远没有达到后来往自己身上猛倒污水、自我蹂躏的地步。即便如此，今天看来，这样的自述仍可以视为“交代”。随着时间的推移，温文尔雅和和风细雨不再存在，代之而起的是政治运动中严厉无情的批判。到了此时，检讨与交代密不可分，而交代的内容也无限地扩展，从思想认识到历史问题，从大的政治态度，到私生活的细枝末节，说得越详尽越好，自我贬斥得越厉害越好。一个目的，让当事者被自己的错误与罪行压得喘不过气，让当事者把自己贬低到不可救药的地步，这样，主事者的英明与正确便不言自明了。情形一旦发展到这个地步，所谓的与人为善、对历史和对个人负责的说法，早已成为无稽之谈，个人的尊严、信念乃至命运，就在种种有形和无形的高压之下扭曲变形。批判与改造，便这样在庄严的口号下堂而皇之地进行。
这几年，已经读到过不少个人检讨的汇集本，如廖沫沙的《瓮中杂俎》、邵燕祥的《人生败笔》。我也曾受黄宗英女士的委托，整理过赵丹文革期间在狱中的交代。这些史料，都在不同程度上把历史暗角中的文本特色，生动表现出来。虽然不同性格的人，会有不同语言表达方式，但文字背后那种精神被蹂躏、灵魂被鞭挞的痛楚，却是相似的。而当我读“杜高档案”时不仅又一次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点，而且我的情感不断受到更猛烈的冲击。
从一九五五年开始，一直到一九六九年末释放回家，十几年间杜高几乎不停地写交代。从政治经历到文艺思想，从交友聚会到私生活，事无巨细，都在交代之列。所谓“小家族集团”，是肃反和反右两次政治运动中杜高的主要问题所在，因此，交代他与集团中所有人的关系，便成了杜高档案中所占比例最大的部分。何时与何人在何地打过交道，说过什么话，他都得一一写得清清楚楚。关于个人的历史问题，一年年他都得交代了又交代，循环反复，没完没了，这就使得同样的内容会在同样的题目下一再出现。为了保持历史原状，在整理过程中，这些重复的交代也照样选录。这样读者可以从这些重复的交代文字中，真切感受到当事人当年生命是如何白白消耗，精神是如何无端地被蚕食。档案汇集毕竟不是提供一部情节曲折的小说。但是，看似单调、重复的交代，如果细细琢磨，不更是可以从彼此之间的内在关联中，感受到曲折、复杂的精神历程和历史轨迹吗？
与个人的检讨和交代相比，读起来更让人难受的是朋友之间的相互检举揭发。一旦政治运动来临，一旦被圈定为被打击对象，每个人都会如同烤鱼一般放在火上翻来翻去，人性与人格都面临着考验。又有几人能经受如此严酷而循环反复的炙烧？也许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等是个例外，绝大部分知识分子则均未能摆脱自我折磨而不得不检举揭发的窘状。如果说有所不同，那无非是程度上的差别，或者主动与被动的差别。在这方面，舒芜之所以不能被原谅，乃是因为他是在并没有遇到政治高压的情况下，仅仅以思想选择的理由，就放弃了传统的交友之道，主动反戈一击，把挚友路翎以及胡风等，晾到了炙热无情的阳光下。无论后来事态的发展是否在他的预料之中，都不能改变他的主动出击这一事实。而主动与被动，在我看来，正是历次政治运动中人格检验的关键所在。
杜高与他的朋友们，处在与舒芜当年完全不同的境地。他们已经被视为敌人，已经在专案小组的监控下度日如年。他们必须不停地写，不停地把昔日的朋友当作敌人来鞭挞。没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是无法想象这种被强迫写检举揭发的苦痛的。他们不得不把朋友的问题详尽写出，甚至专案组更希望能够扣上屎盆子、尿盆子，这正是运动所需要的。杜高等人的命运不正是靠这样一些材料来决定的吗？杜高是在几十年后第一次看到这些相互检举揭发的材料，感慨万分自可想象。那么好的朋友，那么熟悉的人，都在无奈地写出揭发。真实的或者片面的甚至虚构出来的故事，如今都在故纸堆里尴尬地望着杜高，而杜高眼前浮现着一张张熟悉的脸孔。他理解他们，就像他们也理解他一样。在那样的情势下，谁又能有比这更好的做法呢？他们毕竟生活在那样的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