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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怜这个高健，独占粥桶的日子没有几天，别人也发明了各种工具抢刮粥桶。高健到底没能救活自己，还是死在了那个饥饿的年月里。
一天早晨，排队出工的钟声敲响以后，我从被子里坐起来，忽然胸背剧烈疼痛，胳膊抬不起来了，穿不上衣服，只得坐在炕上喘息，队长已经开始点名，班长跑回来拽我下炕，我挣扎着跟着队伍到了工地，靠在冰冻的土坡上，这时队长走过来厉声训斥我：“不要装病，快起来干活去！”无论我怎样哀求，他都不相信我已是一个奄奄一息的病人。我只好咬牙站起来。现在我都很难想象，在没有任何药物的情况下，我是怎么熬过那个冬天的。
一九六二年五月，各农场的右派分子都调回北京南郊团河农场三余庄集中改造。刚到的第二天早上，一位监管我们的高队长来查房。我躺在炕上，他看见我枕边放着的一个罐头盒里吐满了血，他沉吟了一下，说：“你到病号组去，不要出工了。”我很感激他，他是这些年来第一个用这么和蔼的语调对我说话的队长。
李 辉：一九六四年五月你被解除劳动教养了吗？在这之后的处境和教养期间有多大区别？
杜 高：到一九六四年五月，我虽然“继续教养三年”也期满了，但并没有被解除劳教。这以后若干年，解除右派劳教的程序无声无息地中止了。
一九六四年五月是当时集中在团河农场改造的二百多个右派劳教分子们热切盼望的日子，这是所有定期三年的人劳教期满的月份。人们几年来忍受各种困苦，就是为了争取按期解除。尽管解除劳教、摘掉右派帽子，对于我们的意义并不在于它将使我们恢复过去的社会职务和政治身份，那是不可能的。在这之前，定期在三年以下的右派，都陆续按期解除了劳教，但摘掉帽子后被叫做“摘帽右派”，是公民中的“另类”；他们仍被留在劳改农场“就业”，接受监督，也不是一般的职工。但他们可以到食堂去买饭，可以吃上白面馒头，还可以回家看看自己的亲人；他们的宿舍外面没有铁丝网，劳动的时候不再有荷枪的警卫监视。
然而，就是对这一点点自由的向往和吃一顿饱饭的渴求，也都成了我们难以实现的奢望。
五月的日子在期待中一天天过去，但始终没有解除劳教的消息。焦虑不安的情绪渐渐在劳教队中蔓延，人们忍不住询问队长，为什么到期不宣布解除？队长也露出为难的表情，甚至透露说，农场把你们的表现材料已如期上报了，批准的权力不在队里。那么，是不是上面的政策又变了？三年前的规定又不作数了？对右派又要有新的处置了？……各种猜测和小道消息在右派队里传播开来。为了稳定这二百多人的情绪，农场的场长特地到教养队来讲了一次话，他说：“谁说党的政策变了？谁说政府说话不作数了？你们不要听信谣言，党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政府说话是作数的。谁改造好了就摘掉谁的帽子，什么时候改造好了，就什么时候摘掉帽子。现在一个都没有解除也是对你们的考验，考验你们是不是信任政府，安心改造。……主动权在你们自己手里，你们要自己去争取光明前途。……”
就这么一番话，又一次决定了我继续教养的命运。如果说一九六一年宣布延期三年是由于我“表现很坏”，那么这次无期限延期，就连理由也不说了。从一九五八年的不定期劳教到一九六一年的延期三年，再到一九六四年的无限期延期，就是我劳动教养进行的三部曲，我的青春和生命也就在这每一个节拍里消逝着。
场长讲话以后，我们无可奈何地沉静下来。悲观消沉的情绪笼罩着右派队，人们失望了，意识到右派的命运完全不取决于个人表现，而是牢牢掌握在最高领导手里，任何个人努力都是徒劳的，自己能做的只是保住生命，活一天是一天。
但确实也有一些青年学生，虽然被视为党的敌人仍然对共产党一片赤诚，真心信任。我常常想起一个青年肖其中，很为他的不幸难过。肖其中是北大西语系法文专业二年级学生，是一个农家子弟。他的父兄对他寄以厚望，他不敢把自己当了右派告诉家里。他思家心切，深信场长说的只要积极劳动表现好就可以早日解除教养回家乡去。他努力争取，从不懈怠。我那时在队里做宣传员，每天写黑板报，肖其中是最热情的投稿人，他喜欢写诗，用美丽的辞句歌颂劳动，歌颂党。他也是最忠实的读者，每天收工后他总端着饭盆站在黑板报前一边啃窝窝头一边看劳动简报，发现受表扬的人中有他的名字时，他总会流露出欣喜。他非常重视这种表扬，希望政府了解他的改造成绩，早一天让他成为自由的公民。一九六五年麦收时节，他从早下地割麦一直干到天黑收工，中午都不休息。他在一九六一年大饥饿的日子里患过肝炎，全不在意，自信年轻力壮，不吃药不请假。这时他又常感到胃部疼痛，在麦田里，他捂着肚子向我跑来，气喘吁吁地报喜：“我今天割麦又创了高效！”我看他强忍着疼痛，额头上渗出一颗颗汗珠，劝他要求队长带他去场部医院检查，他笑笑说：“我没什么，我还就怕像你这样得了肺病，不能干活就糟了！”
就是这样一个拿自己青春的生命作为代价来争取政府宽大的青年学生，却唤不起政府一丝一毫的怜惜，硬是不解除他的劳教。更大的悲哀是，他的创高效又常常是对其他难友的威胁，他越积极就越孤立，常常遭到讥笑：“上了黑板报又能捞到什么？”没有人同情他的病痛。
第二年秋天，我在一次劳动中胸膜破裂，被抬到农场职工病房休养。
一天，从教养队又来了一辆板车，车上躺着肖其中，他闭着眼睛好像已经昏迷了。医生说他的腹部胀满了水，已经是肝硬化晚期了。两三天后的一个深夜，病房里传来骚动的声音，有人急促地说：“快给教养队打电话，天亮前把人送去烧了！”肖其中死了。他终于没能等到自由的那一天，这个农家子弟的青春生命就在这个静夜里熄灭了。
我却活着继续等待政府的宽大。一年过去了，又是一年。现在从档案里可以看到，每年教养队的确为我填写了一份解除劳教申请表，但“处、分局意见”一栏里都是空白的。表格中有关我的基本情况如罪行等项，一年年照抄下来，一字未变，惟一变动的是我的年龄。每填一张，便增加一岁。一直到一九六九年四月，军管会批准我解除劳教，但拖到国庆节才宣布，十一月我被遣送回原籍。
在我国实行劳动教养制度以来，像我这样劳动教养居然长达十二个年头，恐怕也是罕见的一个案例吧！
李 辉：从《关于杜高回队后和我的一些谈话内容》看，尽管经历了多年劳教，你对政治还是非常关心。文革初期对文艺界的情况也还是很关注，并且发表一些议论。你这是不是本性难移？
杜 高：这一份汇报材料，比较实在地记录了我当时的一些言论，至少没有恶意地断章取义，妄加罪名，这在当时就算难得了。文革爆发以后，我又一次大量咯血，被送到场部医院。在那里，我听到了一些文革的信息。文革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首当其冲的又是文艺界，这不能不引起我的震惊、关注、思考和猜测，我虽然被禁闭在劳改农场，仍然密切地注视着国家的政治变动，因为这首先关联着我个人的命运。坦白地说，每当我听到文艺界一批批的人被打倒，被揪斗，而许多人就是在反胡风运动和反右运动中猛烈斗争我的人时，我的感情是复杂的，禁不住要发出几声慨叹。
李 辉：一九六六年初你们怎么收听“美国之音”？当时不怕被揭发吗？
杜 高：这是很富戏剧性的一个现象。劳教队是不允许带收音机的，谁也没有收音机。但早晨出工的路上或在田野里干活时，却常常传播一些外面世界的惊人的新消息。如彭真市长被揪斗了，公安部长罗瑞卿是反党分子，国家主席和党的总书记组织了一个反党司令部等等。据说消息是“美国之音”播出的。是谁收听到的，是谁第一个传出来的，谁也不知道，也没人打听，反正各种消息就这样传开了。右派队里有能人，有的人找来几个小零件自己就可以攒一个很简陋的收音机，也许就是用它在半夜或清晨偶尔收听到了“美国之音”。
这个现象表明，被囚禁被隔离的人们多么渴望知道外面世界的变化，而人们又总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