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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一般士子，也无钱买经史之书。
可是康有为在他求学时代就不一样了。他不但家中有四壁图书，堂叔家还有座“二万卷书楼”，古今典籍应有尽有。再加上一个身为名“教授”的祖父，终日耳提面命。有为本人又聪明好学，有神童之誉，因此他在十一岁读毕“四书五经”之后，就开始读《纲鉴》、《大清会典》、《东华录》及《明史》、《三国志》等典籍；并不时翻阅《邸报》（近乎民国时代的政府公报），熟知朝政时事。腹有诗书、下笔成篇，有为自然就“异于群儿”。这也就养成他一生孤傲不群的坏脾气。不过若论考试必备的“帖括之学”，他却未必就高于“群儿”。因此在“四积阴功五让书”的科场之中，康祖诒在广州府连考了三次，到十六岁时才搞了个“秀才”头衔。
——注意：比康较早的洪秀全就在同一个科场中考秀才，三战三北，才发疯去见上帝的。
二十年老童生的辛酸
既然当了秀才，下一步就得参加“乡试”考“举人”了。当年广东人考乡试可在两处参加。一在本籍（广州），而成绩较优秀的秀才（监生和贡生），则可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所谓“北闱”中的“南皿”。“皿”字是“监”字的缩写。南皿便是来自南方诸省的有资格进“国子监”（国立大学）的监生。乡试考取了，大家也都是同样的“举人”。可是考于北京的举人可能就要比在广州考取的举人更光鲜些。
有为于十九岁时（一八七六），在广州第一次参加乡试，显然是帖括之学未搞好，结果乡试不售。三年之后（一八七九）在叔父“督责”之下，重赴科场，又不售。再过三年（一八八二），有为换个地方，去北京参加“顺天府乡试”，还是名落孙山。
三战三北，这时康有为已是个“老童生”。他易地参加北闱，可能就是避免在广州科场出现的尴尬场面。明清两朝的社会中，把“老童生赶科场”，是当成笑话来讲的。康有为自命不凡，是位极端倨傲的老少年。他显然是受不了这种冷眼和暗笑，才避开乡人晋京赶考的，殊不知“北闱南皿”比广州乡试更要难上加难。盖在广州和他竞争的只是两广一带的当地学生。参加北闱南皿，他就要与整个华南菁英为敌，而南皿当年往往为江浙才士所包办（参阅《清史稿·选举志三》）。康祖诒舍易就难，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了。
在唐、宋、元、明、清的“传统中国”里，知识青年的“晋身之阶”（theladderofsuccess）只有科举这一条路。吾之畏友何炳棣教授曾着有专书论之。考场往往是“赚得英雄尽白头”的牢房。我乡某前辈，三年一次，他老人家雄心壮志，老而弥坚，在“江南乡试”中，前后一共参加了二十四次。最后一场失败之后，曾赋诗自况曰：“可怜明远楼头月，已照寒生念四回。”“明远楼”为南京考场所在地，而“江南乡试”总是在中秋前后举行之故云。这时他童生老人家至少是年近九旬；所以和他相比，康老童生还有二十一次考中的机会呢！
果然光绪十一年乙酉（一八八五），康祖诒二十八岁，又老起脸皮走入广州考棚，去和当地的青少年，一争短长。榜发，又来个“乡试不售”。三年又过去了，我们发现祖诒又在北京南皿试场出现；翌年在北京同一考棚（可能是光绪大婚的“恩科”吧」，老童生又连续两度落第。
——计自一八七六（光绪二年）至此（一八八九·光绪十五年），十三年中，康童生六考六败。这对一个自负极高的知识分子的心理的打击，是不难想象的，亏他还有这个耐性和雄心。所幸苍天不负苦心人。康有为本已绝意科场，终老山林。可是他敌不过可怜的寡母（三十左右开始守寡）和诸叔的强大压力；在他三十六岁时（一八九三），还要提着个“考篮”，再与一些十余岁嘻嘻哈哈的小把戏，排队走入广州考棚，拚其最后一次的老命。果然有志者，事竟成。康有为这一次“中举”了。——前后做了二十年的“老童生”。其后时来运转，连科及第。两年之后，他在北京“会试”高中，居然当了“进士”——真如郑板桥所说的：“如今脱得青衫去，一洗当年满面羞。”
——板桥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
学问是失意苦读的收获
康有为考秀才曾三战三北；考举人又考得六试不售。到后来由举人考进士，反而一索即得，岂科举考试真要靠“一命二运……”哉？其实考生胜败之间，亦可另有解释。盖县试、府试（考秀才）和乡试（考举人）的要点是文采重于学识。有文学天才的青少年再加点“帖括”（八股文）的训练，就可以应付了。像“笔端常带感情”的梁启超就可以十二岁“进学”成秀才，十七岁中举了。而中举之后还是“帖括之外不知有学问”。他的老师康有为则正相反。康氏有学问而无文采。落笔无才气就要见扼于有地方性的科场了。至于中进土、点翰林，光靠才气就不够了。赴考者总得有点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所以科举时代，不通的举人（像《儒林外史》上的范进），随处皆有；狗屁的进士、翰林则不多见也——毕竟是国家的最高学位嘛！所以康有为六困于“乡试”，一朝“会试”，他就以“会元”（会试第一名）自许了。
记得李宗仁代总统以前曾告诉我说：民国时代的职业军官都是“桐柚桶”。除掉装桐油之外，就是废物。其实科举时代的士子，也是桐油桶。读书、考试、做官之外，也百无一用。做官要科举出身，考试及格。考试不及格，预备再考，帖括之外也没什么好预备的。但是也有少数士子，除掉预备考试之外，是为读书而读书的。读久了也就可以变成一些专家学者。专家学者赴考不停再取得了功名，就成为有学问的大官僚，像阮元、曾国藩、张之洞那样。专家学者始终考不到功名的，也可做做优游泉林或笑傲王侯的“布衣”，有时心血来潮，也可搞搞无利而有名的“上皇帝害”。那时的中国既然没有太多的官办学堂，他们也可以办学设校和开门授徒。——学问小的就做最起码的“三家村塾师”（郑板桥就做了半辈子塾师）；学问大的就办私立大学、开书院，像东汉的“马融绛帐”、宋朝朱熹的“白鹿洞”，和清代的各种书院了。
康有为正是这样。他在一八七六（光绪二年）十九岁，第一次“乡试不售”之后，受了很大的刺激。做了一阵子塾师之后，乃投奔当时有名的进士、理学大儒朱次琦，继续学习。朱是一位大学者。康有为跟他学了不少东西，尤其是宋明理学。可是一学五、六年还是考不了功名，而自己的“学问”却一天天地大起来——从儒学到佛学，从佛学到西学，熬了十年寒窗，竟然变成当时中外兼通的大字纸篓。因此在朱老师于一八八二年病死之后，有为又一再乡试不售。在继续当了一阵子蒙童塾师之后，也就自我升级，试办小书院，授徒讲学了。
康有为那时因数度晋京，道游港、沪、天津等洋码头。并专程游长城、西湖；访金山寺、黄鹤楼、白鹿洞等名胜古迹。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交游日广。在名儒硕彦、达官贵人之间，论学衡文，评论国事，他这位康布衣且每在同俦之上。日子久了，竟然也颇负时誉。偶尔以老监生资格教读广州学宫，远近学子，亦闻风向慕。在这些慕道者之间，居然有一位颇有才名的新科举人，后来成为康圣人第一号大门徒的梁启超（一八七三～一九二九）。这一记“秀才老师、举人学生”的搭配，就更使康童生声价十倍了。
梁启超投师始末
前段已言之，广东新会县出生的梁启超是十二岁“进学”，十七岁“中举”（都是虚龄）的神童。他在考中举人时，竟被颇享时誉的主考官李端棻看中了，乃把他的堂妹许配给启超为妻。这不用说是当时传遍华南的师徒佳话。但是启超是聪明的，他知道他这位新科举人，成名天下知的梁才子，肚子里除掉一些“帖括”之外，究竟有多少“学问”。因此他在久仰康氏盛名之后，尤其是康氏搞第一封“上皇帝书”（一八八八）回来之后，便亲自投拜门下，做了有为的第一号大门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