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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洪杨之后六十年，国家最高学府中的陈独秀、胡适之、钱玄同，不是也要打倒孔家店？！此外，洪杨之“田亩制度”、解放妇女、不许缠足、严禁“吹烟”（吸食鸦片）、酗酒、禁娼、禁赌、禁淫，胆敢“奸小弟”（同性恋）者，“斩首不留”……。则视孔孟之邦空谈仁义，奴役女性，举国吸毒；虽名士高官，亦以奸小弟为风雅……。两两对比又何如哉？
太平灭后，评其功过，名士汪士铎立论就相当公平。汪说：“贼（指洪杨）改四书五经，删鬼神祭祀等类……无卜筮术数，禁烟及惰……此皆胜我（清朝上下）万万也。”汪且强调说：“不以人废言，此功不在圣人下也。后世必有知言者。”（见汪著《乙丙日记》）
旧儒奢言道统者，实知其一，不知其二罢了。
通达人士如胡适之先生，也反对洪杨。胡氏反洪杨的立场是从他一贯的“反战争”、“反暴力”、“反革命”的理论出发的。他认为在社会上使用暴力解决问题都是错误的，得不偿失的。事实上也确是如此。但是社会上何以会发生暴力，则非适之先生这样的白面书生之所知了。
国民党人谈洪杨，始则是之，如孙中山先生和一些早期的革命党人（包括早年的蒋介石）；终则非之，转而崇拜曾、胡（包括晚年的蒋介石和陈立夫等人）；何以如此呢？那就是因为他们由“在野”到“在朝”。在太平诸公的“四像”、“四不像”的形象中，捉摸不定的缘故。——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对太平天国的历史欠缺深入的了解。凭常识论史，所以往往就驴牛难分了。
洪杨功过的两家之言
可是治太平天国史，而弄得四像不清，从一而终的，最高史学权威亦不能免。今世冶太平史最深入者，莫过于简又文和罗尔纲两先生。两君著述都数百万言！而简君在太平“四像”中则咬定个驴。他认定洪杨革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汉族反满的“民族革命”。为此，简公亦终身颂之。简氏成长于国民革命时代，立论盖与时代精神有关。
罗尔纲先生则走向另一极端。他老人家咬定一条牛，认为太平天国运动是一种伟大光辉的“阶级革命”。认定这一伟大目标，虽千万人吾往矣，罗君竟以太平天朝的正统史家自居，而斥曾国藩等为“汉奸”、为“反动派”、为“封建地主”……，义正辞严，有时简直目眦尽裂！
罗君广西人，幼曾承教于胡适之先生，著有《师门辱教记》记其在胡家受学之经过，为适之先生所称赏。然其治太平天国史则与师承完全相反。以马列主义为指导思想，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治太平史，数十年来在大陆上领袖群伦，已蔚成一代宗师。近数年来由于中国开放，“苏东波”解体改制，马列史学之权威在大陆已引起怀疑。青年学者尤多喜新厌旧，而罗公老骥伏枥，信心弥坚，初不稍让。
【附注】苏东波：意即苏联、东欧、波兰1989年的巨变。
余读罗公太平史书数十年，知其包罗宏富，考证精擘，马列史学中之重镇也。近著《太平天国史》精装四巨册（一九九一年九月北京中华书局第一版）都百余万言。余亦搜购一部，细读之、详批之。颇有所获，亦颇有惊异。试略述之，或亦为海外同行所乐闻，盖该书为太平史学界，最近在大陆出版之重要巨著也。
再者适之先生当年与笔者聊天亦时时提到罗君，颇多念旧之辞。笔者亦尝继续罗公未竟之功，整理胡父铁花先生之遗稿也。今读罗氏巨著，遥念当年的寒士劝理，今日的老辈衰儒，亦不无相濡以沫之感。因突出罗公，多写两行，也不算是滥用篇幅吧！
罗史评介
一九九一年才出版的四卷《太平天国史》，应该是罗尔纲教授治太平史数十年的一个总结了。单从该书的外形来说已经很不寻常。它是文革以来笔者所见大陆出版有关中国近现代史书之中，唯一的一种用“繁体字”直排，采取三〇年代通用的标点符号的布面精装巨著。
【附注】六〇代文革以后，用同一类形式在大陆出版的书籍盖只有《标点本二十四史》和章士钊著的《柳文摘要》。然前者为古典，不可用简体宇；后者为钦定，是毛主席亲批，周总理指定发行的。而罗公今日亦居然能破例行之，也可见其自视之高，和名位之隆了。其与《标点本二十四史》以同样方式印行，作者或有其作“正史续编”之雄心。然此一雄心居然能实现者，亦见作者政治地位之不平凡也。
再者，本书所采用的史学形式也是直承马、班传统的“纪传体”，奉“天朝正朔”来写的。书内日期悉用“天历”。这个不阴不阳的“天历”，是南王冯云山在金田起义之前，在清朝牢中私订的。冯云山和洪秀全一样是个累考不售的落第秀才，修订“历法”绝不是冯的知识所能胜任的。他为迁就农民习用的“二十四节”，乃硬性的把节日固定了；然地球绕日却不听王爷的话来那么循规蹈矩的转动，冯氏不得已，乃把冯历弄成“四十年一闰”，比阴历更要糟。
加以洪、冯二氏早期对耶教文献最熟悉者，盖为《旧遗诏书》（旧约），把犹太教义混入耶教（笔者有另文记之）。盖犹太人“礼拜”上帝于星期六、耶教于星期曰、回教于星期五。冯云山显然是把耶稣和摩西弄混淆了。他把“天历”的“礼拜日”订在“礼拜六”（星期六）。把星期六当成星期天，因此在“天历”中星期循环的安排，就与一般基督徒所用的阳历相差一天，而弄得天下小乱。郭廷以老师在清华大学当研究生时，化了年把时光，才把它们弄出个头绪来而得了硕士学位。罗君为尊天朝为正统而用天历纪元，也为读史者略增了些小麻烦。——知其所以然还要三历对查，也是个头痛的事。这也是作者坚守中国封建传统中的“正统观念”的旧史学在作祟焉。
一九八二年罗尔纲先生为王庆成教授的大着《太平天国的历史和思想》作序时说：“在研究工作中，我们知道，要避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毛病。只有很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才能做得到。”（见该书罗序，页二）。
其实洪杨这个“四不像”政权，恐难以“社会主义”或“阶级革命”这“一像”而概其全。治史者纵精通马列主义而加以诠释，也只是一像之言。而笔者在罗公大著之中，除见其骂太平对手方为汉奸、为反动派、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等恶言恶语之外，亦未见多少马克思主义。新旧对参，固知罗书亦转型时期四像四不像的转型巨著也。
再者，吾人如把太平天国看成一个独立的小朝代，它也是我国史上涉外最多之一朝，而作者对涉外史料（除三数本汉译西书之外）未能直接而充分的利用之，亦是美中不足。然瑕不掩瑜，尔纲先生毕生治太平史之贡献，在其掌握大纲，而细技末节，均有其极精深之考订，与简又文先生实为瑜亮。
忆年前曾有一读者函余，谓《中国时报》和《传记文学》上所印出之“天王洪秀全像”，实为“天德王洪大全”云云。时因旅途匆忙未即答。其实根据简、罗两先生之考证，“洪大全”实无其人。在永安突围时为清军所捕，解往北京凌迟处死之“洪大全”，实为湘人焦亮也。亮为湖南天地会小头目，自命才济诸葛，故取名曰“亮”。因不洽于洪杨，陷于清军时已在太平军枷锁中矣。哪来此王冠黄袍之像呢？（见简书，页三二二，；罗书，页二三七七，。）
总之，“太平天国”实为一四像、四不像之“改朝换制”（不只是“改朝换代”）的革命政权。治史者不能自限一格而论其一像也。
“四不像”是转型初期常见的现象
有的读者可能要问：“太平天国”何以变成这种四像四不像的政权呢？这一点在社会科学里是不难找到答案的。
原来一个衰势文明，在一个入侵的强势文明挑战之下。双方交流激荡的结果，往往是守卫者的母文化但余糟粕；入侵者的新文化则多属“污染”。其中最糟的就变成了非牛非马的所谓“殖民地文化”（或半殖民地、次殖民地文化）了。
试看十九、二十世纪中，亚、非、拉三洲之内所存在的列强殖民地（包括我国通商各口岸中的“租界”），哪一个不是这样的呢？！你说他洋吧！表面看来，穿洋服、吃大餐、进教堂、说洋话，歌台舞榭、灯红酒绿，真是洋得十分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