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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在我国历史上这个周期一到，就要出现黄巢、张献忠一类的煞星。结果赤地万里，尸骨堆山，血流成河，中华文化遗产，玉石俱焚……最后才能海晏河清，再产生一个新的朝代来。
这一种中国历史上改朝换代的痛苦，已经是够大的了。到二十世纪，我们要把中古的中国改变成西式的现代国家，那这个周期性的变乱，就要拖得更长更惨了。
揭竿而起和揭竿不起
大致说来，满清没落的周期，盖始于乾隆之末、嘉庆之初。在我国古代这一个周期开始时的症候便是地方不靖，盗匪横行——用个现代化的名词，那便叫做“农民起义”。
农民起义之初，类多为零星土匪，在乡里打家劫舍。直至腐化了的官府不能禁止之时，他们就渐渐的彼此并吞裹胁，变为股匪了。发展至此，一些失意而有野心的文人、知识分子就要加以利用。其中赫赫有名的如刘邦、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默忠、洪秀全、张作霖、毛泽东……都是农民暴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他们利用农民的方式虽各有不同，然其志在“打天下”、“建朝廷”、“做皇帝”的道路则基本相同。——这也是我们中华农业大帝国传统之内，政治上新陈代谢过程的特有现象，其它文明中是没有的。
笔者这一辈在农村中生长的中国人，有许多便有目击，甚或参与这种传统农民暴动的亲身经验。这种经验在今后的中国是下会再有了，因为那是中央集权的“农业大帝国”的特有现象。农业大帝国在中国历史上下会再出现了，这一农民暴动的现象也就不会再有了。
毛泽东、邓小平诸公就不了解这一点。毛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余万，人相食，而农民没有出个陈胜、吴广，来“揭竿而起”。毛氏觉得很奇怪。不知其所以然，他只好说是“中国农民太好了”。毛始皇就不知道，当年秦始皇“收天下兵器，铸为十二金人”，这些“金人”老爷是不能拿刀杀人的。农民没有“兵器”，在那个时代，他们“削竹为枪”，还是照样可以造反的啊！
毛主席收尽天下兵器，铸为千万机枪、坦克，农民“揭竿而起”就办不到了。帝国时代的中国农民就那样不好？动不动就造反？人民中国时代，农民就那样“好”？饿死也不造反？他们承毛主席高看了！
刘邦，这个农民领袖，“入关”时“约法三章”的第一章便是“杀人者，死”。毛泽东在“大跃进”中，一下便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谋杀案，或过失杀人案，农民要判他两干五百万个死刑啊！润之兄，你还想在历史的地狱里超生！邓小平先生是有大恩于中国农民了——他把农民从毛泽东的“农奴制”（serfdom）中解放出来。这样他就以为中国八千万农民是他邓家政权的老本了。“有八千万农民支持我，怕什么？”邓公有所不知，时至今日，甚至早在十八世纪的法兰西，“改朝换代”的枢纽已不在农村。它的重点是在“巴士底狱”围墙之外啊！拿破仑将军哪是什么农民的领袖呢？题外之言，扯得太长了，就此打住。
白莲教和严新的“带功讲座”
晚清农村发生严重性造反现象，盖始于乾嘉之际的“白莲教”之乱。这种清史上所谓“教匪”便是失意知识分子利用宗教迷信，以煽动贫苦绝望的农民联合造反，很标准的“农民大起义”。
“白莲教”是我国宋、元、明、清四朝潜伏于民间，最有号召力的秘密“会道教门”（folkreligion）。清末的“天地会”和搞“刀枪不入”的“义和拳”，民国时代的什么“同善社”、“二贯道”、“红枪会”、“大刀会”，乃至今日风靡台海两岸的“气功”传习和“特异功能”等等，都是他老人家的嫡系或旁支。
愚夫妇最近在纽约花了一百美金，去参加大陆访美的气功大师严新所主讲的“气功带功讲座”。我被主持人延坐于讲台之上、严新之侧，面对听众数百人。当严医师带功讲演时，听众之中顿起骚动——哭者、笑者、颤者、抖者、盲行者、跳舞者、拍手者，甚至翻筋斗、打滚、少女沿墙倒立……不一而足。我邻座一位妙龄少女也随众离座起舞，舞姿美妙。我坐于她的“磁场”之内，她向我“发功”（她事后告诉我的），我也在无意中扭了若干次，为坐在远处的老伴所目击。杂坐于听众中的李又宁教授也在座位上起舞，舞态也颇为可观。
那位在讲台上一讲数小时，讲话既无阴阳顿挫，口中也不要喝水的严医师，却频频招呼摄影记者“把这些美妙姿态照下来”。我虽未带照像机却高坐于讲台之上，整个会场一览无余。眼见那些满嘴胡须，粗壮无比的大洋人也失去控制而摇头晃脑，手舞足蹈，与邻座指手画脚的东方夫人，相映成趣——真是好一场大魔术表演，不见不信。
据严新说，他在大陆上最大的一次“带功讲座”，听众有十九万人之多，盛况可知。我这位“无师自通”的气功学徒，也告诉他说，我要拜他做老师。
——朋友，人家是真有本领！不是瞎扯淡的嘛！
我想：我如是个晚清时代的失地农民，严新如果是个白莲教的“老头子”，那我一定会跟他去“造反”的。他如被“招安”了，要替叶赫那拉老太太搞“扶清灭洋”，那我也会追随到底的。
舜犹人也！读者与作者亦“人”也。做个“人”，则我们的社会行为都有其相通之处。是造反或是保皇，彼此都不值得大惊小怪的。看过严新，就不免使我联想起那位“上帝的小儿子”、“耶稣的弟弟”、“天王洪秀全”来了。
广东洪秀全何以在广西造反？
洪秀全所生的那个时代便是传统中国历史上产生陈胜、吴广、张角、黄巢、宋江、朱元璋、李自成、张献忠的那个时代。在那个时代里，上面政府的统治大机器已彻底腐烂，不堪使用了。下面的社会也百病丛生——黑死病、艾滋病都一时俱来。病入膏肓，医药无效，人死病断根，那就要改朝换代了。
在传统中国农业经济的体制下，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口是农民；而农民中之绝大多数又是些终年难得一饱的贫下中农。当他们在这种“上下交征”的残酷环境里，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之时，他们就要铤而走险，集体暴动了。在农民暴动蓄势待发之时，上帝忽然派了他的小儿子下凡“除妖”，这位小上帝：“天兄耶稣之弟”的“洪先生”，和这些农民自然也就一拍即合了。
——洪先生搞“带功讲座”的本领，可能比严先生还要大上几倍，也未可知。
洪秀全就是以“带功讲座”这一类的方式开始，领导数万农民造起反来的。洪秀全本是广东花县人，他为什么要舍近求远，跑到邻省广西去造反呢，这就是因为在那个造反有理的要求之下，广西的造反条件实远优于广东。
广西在今日大陆政治区划中已经不是个“省”，它被划为“壮族自治区”。壮族在我国少数民族排行中是最大的一族，有六百万以上的人口。其中兄弟民族又有苗瑶彝黎等等种族繁多。其实这些少数民族事实上只是“中华民族大熔炉”（TheChineseMeltingPot）中尚未完全熔化的部分。根据熔化的程度他们且有“生”、“熟”之分。笔者在抗战期间读中学曾随校迁入这个西南少数民族地区。那时我们所接触的苗族同胞即有“熟苗”、“生苗”之别。最熟的熟苗那就与我们所谓“汉族”毫无分别。他们的子女也就进入我校读书。可是我们如与“生苗”往还，那就要带“通事”（翻译）了。
清末的广西当然比抗战期中的大西南更为复杂。全省汉番杂处，生熟兼备。而汉人之间亦有土居汉人（早年南迁者）与“客家”（后来的北方移民）之别。其情形盖亦如台湾今日的“本省人”与“外省人”吧！这大概也是我们民族劣根性在作祟，这两帮“汉人”之间的摩擦，原是没止没尽的。至于汉番之争，乃至少数民族本身之间的斗争那就更下用说了。再加上地理条件——全省地瘠民贫、谋生不易。因此落草为寇，实是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终南快捷方式。纵迟至我的朋友李宗仁将军的时代，他所熟悉的广西，还是“无处无山，无山无洞，无洞无匪”的。
广西在人文和自然环境上还有一个有趣的特点。那便是自梧州上溯，凡住于西江流域的人民都说“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