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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化君权为民权也。这一转变，李鸿章不及见，而我们今日则看得很清楚。因为这一政治权力的蜕变是层次分明的。从满清大皇帝、老太后，传子传妻的绝对权力，通过袁蒋毛三公掌权的不同形式，直到邓小平今日的“垂帘听政”，到李登辉的三权互制。如今己转了八十年。可怜的“转型期”中的中国老百姓，虽然被他们“转”得死去活来，但是君权递减的现象，还是很明显的。何时才能“转”出个民权的定型来，今日虽尚未可期，但是趋势倒是很值得乐观的。
第二，化农业经济为工商业经济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生产方式是前一期的定型。今后的生产方式，当以工商业为主流。社会经济一变，则百事随之而变。自李鸿章开路矿造洋船之后，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变动，已有百年以上的历史，而成绩不著。时至今日，此一社会“转型”在台湾已立竿见影；而大陆还在摸索之中。中国大陆上的经济今天基本上还未脱离以农为主，则其党政制度便无法摆脱中古的老套。何时始能定型，吾不知也。历史家只是看戏的，不是演戏的。所以只有等到大轴戏落幕，才能写戏评。
【附注】本篇落笔于一九九一年，预料大陆经济也会“起飞”，初不知其起飞若是之速也。（作者补注于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四）
第三，在文化发展上化控制思想为开放思想也。文化的发展原是与社会经济制度同步转变的。社会经济发展至某种程度，文化亦作等位的变动。吾人翻阅世界史，未见有文化领先而经济落后者；亦未见有经济落后而文化超越者。因此经济起飞，则思想必然开放；思想开放，则经济亦会随之起飞。鸡之与蛋、蛋之与鸡，无法辨其先后也。这便是我们当前文化转型之内涵与远景。
在我国二千年历史之中的“第二个转型期”内，我们就为这三桩小事，“转”了一百多年，死人亿万，至今还未转出个“定型”来——虽然这定型的出现可能就在目前。
处士横议中的“胡适学”
读者们批阅拙篇，可能要掩卷一间：足下写了这一大篇，究竟舆“胡适”何关呢？
答曰：这本是胡适这位思想家的“时间”与“空间”的背景。他就在这样的背景里，看出了问题也想出了答案。可是根据这同一背景，看出了问题、想出了答案的现代中国的思想家并不只胡适一人。远一点的有魏源、王韬、容闳、洪秀全、洪仁⒄胖础⒗詈枵碌鹊取＝坏愕挠锌涤形⒘黄舫⑺镂摹⒊露佬恪⒗畲箢取酥磷钥湮懊挥形颐褡寰鸵跬觯幕鸵庋辍钡牧皇椋蛔匀衔拔按蟮际Α钡拿蠖秃诿ò酌ǖ氖笛橹饕逭苎Ъ业诵∑健∫槐卜铰锻方堑幕褂形壕┥⒀霞移洹裥拧⑺障怠⒘醣鲅愕鹊取Ｋ嵌际谴厦魅嘶蜃宰鞔厦魅耍凰嵌浴暗诙巫推凇蹦冢泄⒄怪巴居敕较颍灾两炊ㄐ拖吕吹挠篮隳Ｊ剑加懈髯缘目捶ㄓ胫髡拧Ｑ霞移渚涂隙ǖ乃担歉鑫蠢吹亩ㄐ褪歉觥傲钪啤薄４κ亢嵋椤偌艺媸枪倒欣恚潘灯庞欣怼Ｄ砸皇恰：手壬率瞪现皇钦庑┢咦彀松嗟墓胖欢选５撬词潜酒致鄣奈ㄒ坏亩韵蟆！ �
“胡适学”如今已再度成为显学。以后更要发扬光大。将来“注疏家”的作品，可能要敦十百倍于胡适本人的著作。笔者不学，早已不想追随时贤，重入注疏之林。只是个人曾一度追随胡师整理其“自传”。在先生生前，余即已把他光辉的一生，分为前后两大段。三十年来拙见未改，既承盛会之中老友不弃，谨再就原论补充之，以就教于通人。
几句疯话，暴得大名
胡适活了七十二岁。在他四十以前的前半生中。他是个“暴得大名”的青年（甚至是中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启蒙大师。他没有枪杆、没有政权，但是年未而立便把当今世界上一个影响人口最多的，最全面、最古老的文明砸得七零八落；砸得天下喝采，砸得全民族的下一代鼓掌称快。
青年胡适究竟“启”了些什么“蒙”呢？让我们三言两语带过：曰“打倒孔家店”也；曰“全盘西化”也；曰“废除文言、使语文一致”也；甚至“废除汉字，用罗马拼音”也……这些话出诸一位二十七、八岁的青年之口，在中国三千年的历史之中，任何一个时代里都是罪足砍头、甚至诛九族的疯话！可是在二十世纪的初季，胡适竟靠这些疯话而“暴得大名”，享誉国际；出了一辈子锋头，至死不衰，何也？一言以蔽之，青年胡适是在替他青年期那个时代说话！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发言人，所以能一唱百和。可是胡适的青年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时代呢？读者如不惮烦，且让我们为这一时代精神的发展，再来搜搜根。
李鸿章的“四个现代化”
前段已言之，我国三千年历史上，只发生过两个社会转型期，而这两个转型期的形成，却有性质上的不同。那发生在古代的“第一个转型期”是“自发的”、“主动的”——它是我国自己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舆外族无关。
但是发生在我们现代的“第二个转型期”则是“他发的”、“被动的”。我们原对我们自己的政治制度、社会型态、生活方式十分满意。我们原不要“转型”，而我们终于转型。实在是外族强迫的结果。
外族怎样强迫我们呢？说来极简单。在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以后，西方帝国主义不断地侵略我们，我们不停的打败仗、割地赔款。要对付外夷，就要以其人之道，还制其人之身。这样我们就出了第一个夷务专家魏源。他主张“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换言之，就是要向洋人学习科技。用目前的语言来说，就是“四个现代化”。
魏源之后，把魏源思想进一步发展的便是张之洞一黟人所倡导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再用句目前的语言，那就是“四个现代化”（用），加“一个坚持”——“坚持孔孟之道”（体）。
把这项体用之学发展到最高峰的，还是我的老乡李鸿章。在甲午之前，李鸿章所搞出的一些“坛坛罐罐”（借用邓小平语），像强大的“北洋海军”，真是煞有介事。谁知李氏这写坛坛罐罐罐被日本小鬼几炮便打得精光。
魏京生、康有为、孙中山
甲午战后，搞“四化”的人泄气了。他们知道光是发展“科技”，还是解决不了问题；光是发展科技，科技也搞不上去。中国问题之真解决，还得靠“第五个现代化”（政治现代化）。因此一时之间，全国的进步分子，都变成了魏京生。而魏京生主义者又分为文武二派。文派主张缓进，搞英国式的“君主立宪”。他们的领袖便是康有为。武派主张激进，搞美国革命式的“建立民国”。他们的领袖便是孙中山。辛亥革命一声炮响，两派合流，就真把个民国建立起来了。
可是魏京生的“第五个现代化”，在民国初年还是彻底的失败了——失败到“民国不如大清”、“袁世凯不如光绪爷”……军阀横行。
我们搞了半个世纪的“四化”（科技现代化），救不了国。再搞二十年的“政治现代化”，还是救不了国，并且愈来愈糟，何以如此呢？全国的上下阶层均不得其解，忿激之余，便激出个胡适和胡适的时代了。七十年过去了，同样的失败，在大陆上又激出个“河殇派”来。
“西化”的最后阶段：“全盘西化”
胡适（乃至今日的“河殇派”）认为只有两位西方老头“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才能救中国（这两位老头的中国名字是陈独秀取的）。但是中国为什么出不了自己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呢？那是我们民族文化里有其内在的死桔。我们民族文化害了癌症，已面临死亡了。“中国不亡、实无天理”（胡适语）。与其天要其死，不如人促其亡。“中国文化”这个病老头既然非死下可，那就把他病榻上的氧气管抽掉，让他早日死去。老头死了，孔家店打烂了，然后子孙们脱胎换骨——“全盘西化”！
这就是胡适青年期，那个“五四”前后的时代的时代精神；它也是中国近代“转型期”中，一阶段按一阶段，循序而来的“西化运勤”的最后阶段。说“疯话”时青年胡适，便是这一阶段的发言人。他在他本阶段所起的“启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