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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他们认为科技（坚船利炮）余事也，政治经济亦余事也。重要是我们整个文化体系害了绝症，非彻底脱胎换骨不为功。这就是他们“全盘西化论”的理论基础了。要丢掉全部“固有文化”而推动“全盘西化”，这样他们也就把“西化”运动推展到最高峰了。可是从魏源到胡适这一“转变”过程是节节升高、层次分明，“阶段性”是十分浓厚的。
“五四运动”以后的中国，虽然是属于另一大时代了，其变化之轨迹，阶段分明，基本上是与前期无异的。
总之，我们这部苦难而光辉的中国近代史，在全民族合力推动之下，时时在变、处处在变。其进度虽然难免迂回曲折、颠颠倒倒，但是其摸摸索索，终于要找到一个安全而满意的出口则一。出口云何，一个长治久安、名实相符，如篇前所言之民国也。语云：“穷则变、变则通。”所以只要我们不停地摸索，最后必有大道可“通”。照近年来海峡两岸的局势来看，这个“通”的日子，似乎并不太远了，我们等著瞧吧！ 第七章 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第七章 论帝国主义与晚清外患
在上篇谈“帝国与民国之蜕变”的拙著里，笔者曾不揣浅薄、斗胆地说过，从社会经济史的角度来看，我们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史，几乎是千年未变；而鸦片战后，则几乎十年一变。何以在社会经济方面，我们的传统历史是“静如处女”，现代又“动如脱兔”呢？恕我要言不繁，这个两千年未有之变局，实是西方东来的“帝国主义”推动的结果。
“帝国主义”（Imperialism）又是个什么东西呢？这一问题对我们这一辈二十世纪上半纪出生的华裔男女，还需要解释吗？那一部血淋淋的“帝国主义侵华史”，便是我们一辈子实际生活经验的主要部分，别提也罢，提起来，我们会怒脉贲张、咬牙切齿的。
以上这份民族感受，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这是我们亲身体验出来的，有什么好否定的呢？因此我国一般史家和国共两党的官方，都会肯定“帝国主义”是近代中国的万恶之源。马列派的史学家，更会把它概念化一番说：帝国主义何以是万恶之源呢？因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万恶之源的上面，还有一个总源的“资本主义”。
可是这些说法，却不为很多西方汉学权威所接受。他们之间有许多极有火候的历史家，甚至是最有权威的泰山北斗，如创立当今剑桥学派的开山宗师费正清教授等，却认为“西方帝国主义”在中国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它只是由于革命党人（包括国共两党）不断的宣传，而嵌于我民族心理上的一种幻觉，——虽然他们也并不否认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却是一宗不折不扣的“帝国主义”。
日本人呢？在他们战败之初，倒颇有些忏悔心态。可是近年来，他们就逐渐地把他们在中国大陆赤裸裸的奸掳焚杀说成“进出中国”了。只是日本人这批“进出论者”引经据典的功力，无法与西方的“幻觉论者”相提并论罢了。
朋友，时间是可伯的。以感情写历史，也是靠不住的。君不见二十世纪后半纪（尤其是近三十年）才出生的中青年男女，他们对“南京大屠杀”、对“佳木斯细菌试验所”等等的情感反应，就不会像他们父执辈那样椎胸泣血了。君不见，抗战期间站在不同阵地的一些华裔同胞，他们对日本战犯不也有颇为不同的量刑心理……再过些年，纵是华裔大学生恐怕也要靠历史百科全书，才能粗知“帝国主义”的定义了。
写历史的目的是为保存某一段历史的真相。传之后世，警惕将来。历史家应该实事求是、心平气和。他不应为某一时代的喜怒哀乐所局限而笔端常带感情。所以像“帝国主义”这样的议论未定之辞（debatablesubject），就应该辞简义赅的去搜搜它的根，再作论断。
“扩张主义”与“帝国主义”
若谈“帝国主义”的根源，我们就不能不上溯到历史上的“扩张主义”（Expansionism）。扩张主义是个洋名词。我们文化中的同义字大致可说是“强凌弱、众暴寡”。它是“人性”（humannature）中绝对存在的一面；也是最丑恶的一面。它也是“社会达尔文主义”（SocialDarwinism）所揭露的“人类社会行为”（socialbehavior），甚至“动物社会行为”（animalsocialbehavior）中经科学家证实的“客观实在”。
人类历史上“扩张主义”之动机是多方面的。它包括疆土、经济、政治、宗教、文化、虚荣、色欲、嫉妒乃至日常的衣食住行、七情六欲。其中任何一面、多面或全面，都可引起群居人类向外扩张的社会行为。若论其在历史中有记录的荦荦大者，则我们“汉人”，原来也是这一行的老祖宗。我们早期对“其心必异”的“非我族类”之“扩张”行为，也是天人共愤的——可是我们的圣贤史家帝王将相，不也把这些最不光荣的对外侵略，开疆拓土、犁庭扫穴，说成王化远播等等最光荣的民族史迹吗？民族史家们（包括区区小我在内），又何尝说过这些都是民族之耻呢？
就以我们对付匈奴族为例吧！
匈奴族是我们汉族扩张主义者最早的，有明显史料可稽的受害者。其族本名曰“匈”（Hun），“匈牙利”（Hungary）之匈也。“奴”字可能就是我们汉族扩张主义者把它加上去的。正如日本人的老祖宗本自名曰“倭”（Wa），它那个倒楣“倭奴”的“奴”宇，也可能是我们汉人给他们加上去的。早期的欧洲史家和汉学家，对Huns是否就是Hsiung…nu颇存疑虑，就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个“nu”字，可能就是我们中国“种族主义者”（racist）所玩的花样。
匈民族被我们的侵略大将卫青、霍去病、窦宪等人，给“扩张”出去了。他们抛弃祖宗庐墓、君父故土，逃难逃到中亚和东欧。在那儿，他们又把当地土著“扩张”得七零八落。终于在四、五世纪之间把整个欧洲弄得天翻地覆；最后弄出个史无前例的“民族大迁移”（TheGreatMigration）来。没有民族大迁移，哪有中古和现代的欧洲呢？所以历史家如果说，只有现代的欧人东侵才具有“史无前例”的影响，那就昧于古史了。
四、五世纪时欧洲，为什么闹得那样天翻地覆呢？曰：“中国扩张主义”西进之后果也。“中国扩张主义”为何物也？威尔斯（H。G。Wells）教授所谓“ChineseImperialism”也。所以“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大致可以说是“同义字”。至于十三世纪的蒙古西侵，也可说是“ChineseImperialism”，因斯时的东方政治哲学尚无国际平等之概念（equalityofnations），蒙古人所服膺者仍是儒家传统之宇宙国家（universalstate）。彼以少数边疆民族入主中原，建立元朝，其性质正如满族之建立清朝，亦天下共主之一朝而已。
所以现代西方的“帝国主义”，盖亦起源于近代欧洲的“扩张主义”。这一点，任何国家、任何派别的历史学者，大致都可完全同意的。
可是本为中国扩张主义的“受害者”（victims）的欧洲民族，何以于近代，忽然大肆“扩张”起来呢？而近代欧洲扩张主义又是个什么性质呢？为著一般中文读者的方便起见，我们最好还是把中西史籍对比著看，将这桩史实，简单地从头叙述一遍，再及其他。
封建末期的解放运动
笔者于前章曾略言之：中西“封建制”（Feudalism）之崩溃，时间上虽相去一千七百余年，在性质上与形式上则颇为相似。中国在封建末季的“战国时代”，王纲解纽、五霸争雄；结果导致百家争鸣、诸子蜂起。终于孕育出一个学术思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生活……等等彻头彻尾的“解放运动”——它也是我东方文明最光辉灿烂的一段史实。可惜这个光辉灿烂的运动，最后竟以最惨痛的“焚书坑儒”的方式结束了。自此以后，我民族的智慧，就被帝王将相和儒教圣贤，牵著鼻子，一牵两千年。所以汤恩比大师说，中国文明自此便一蹶不振了。
且看西方呢，古希腊、古罗马的文明原也是辉煌灿烂的。不幸他们于四、五世纪之间，为“民族大迁移”所腰击，竟被诸蛮族入侵（亦如我国史上的“五胡乱华”），弄得四分五裂。可是这些西方蛮族，一面虽毁坏了罗马文明，另一面却又自身“罗马化”——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