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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桑大夫比较看重国防经济这一面，而杰总统则稍偏于社会道德的另一面。
所以从往古的中国到近代的美国，“重农轻商”的概念和政策，都是未可厚非的。问题是出在为什么古代中国这政策可一行两千年，而现代的美国杰弗逊试行之，却及身而败——美国史家曾笑杰弗逊，在对汉密顿辩论中“赢了仗，却输了战争”。
长话短说。古代中国之所能贯彻其重农轻商政策，而今日美国反而不能者，便是桑弘羊大夫的背后有一部，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中央集权的专政大机器。它可以强制执行任何“政策”！岂但是“重农轻商”？它甚至可以搞罢黜百家、独崇儒术，搞一国两制或一国一制；甚至三面红旗、人民公社……等等，亦无往而不能。国家有驾驭人民的绝对权力。驱之东则东，赶之西则西，人民无不俯首听命。一纸中央文件，便可把国家政策落实到底。
在这种权力集中的“秦制度”里，不特中央政府有无限权力；一品大员的州牧郡守、七品小官的县令知事，乃至不入品流的干部小吏，无不对人民享有各自职权内的绝对权力。
桑弘羊大夫所倚赖的这部国家机器，事实上是个权力金宇塔。大塔之内又有无数体积不等的小塔，上下相连，层层节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国服从中央。在这样一个金钟罩、铁布衫的严密控制之下，几个小盐商小铁贩，只是少数釜底游魂而已，“资产阶级”云乎哉！
不特此也。为着贯撤政策、垂之久远，政府还要在学术思想上下功夫、找理论。庶几权力与思想相结合，双管齐下，把士农工商的阶级观念，嵌入人民灵魂深处，使其变成永恒信仰和生活方式，千年不变——这一点“略输文采”的秦皇汉武，也真的做到了。
此一传统中国所特有的历史发展，史学家试图“概念化”之，乃名之曰：“国家强于社会”（以别于西欧、北美传统中之“社会强于国家”）。社会发展，一切听命于国家。国家是个颐指气使的老太婆；社会是个百依百顺的小媳妇——借用一句马列主义的术语，我们也可说社会型态是国家的“上层建筑”吧！明乎此，我们就可以了解桑弘羊大夫在盐铁专卖政策中的致胜之道了。
但是我们也应该知道，桑大夫这部无山不移的国家大机器，原是用来防制工商业发展的。它是否也可反其道而行，来振兴工商业，搞经济起飞，就是另一问题了。
“主观意志”抵销“客观实在”
回头再看杰弗逊总统的重农轻商的政策何以行不通呢？那就是杰弗逊总统缺少了桑弘羊大夫那部国产的中央集权国家大机器。他只有一个“三权分立”的民主联邦政府。民主政府专不了政，则人民就可自由行动。人民有了自由就没命的向钱看。如此则中产阶段和重商主义就要抬头，资本主义就要出现，伟大总统的重农轻商思想就落空了。
美国制是“英美传统”之余绪。在早期英国，乃至整个西欧，这一社会现象之发展实更为严重。马克思就呈看中这个西欧轻验，认为重商主义和资本主义之出现是个“必然”的趋势；在唯物主义哲学上是个“客观实在”。人类对资本主义这个恶魔既不能防之于前，就只有补救于后，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主旨所在吧！殊不知马氏所看出的社会发展上这个“必然”是有个先决条件的。这个先决条件便是“国家”管不了社会。如果国家权力强大到上节所述秦皇汉武时代的中国，这个“必然”也就不成其为必然了。
马克思生前足迹未逾西欧，研究范围更未及于中国。他决末想到他们唯物主义者在社会发展中所发现的“客观实在”，可以被古代中国里几个唯心主义者的“主观意志”所抵销。董仲舒、公孙弘、桑弘羊等几位儒生的七扯八拉之言，和刘彻皇帝的一纸横蛮无理的诏书，就可把山雨欲来的中国资本主义消灭于无形。
再者，马克思死后，北美、西欧社会发展的现象，也非他始料所及。他没有想到资本主义也可以修正。劳资可以两利，不一定非斗得你死我活不可。总之，社会科学在二十世纪中发展得太快了。它不是十九世纪一些直线条的社会思想家的思想所能笼罩的。列宁笃信马克思主义，他把阶级斗争说发展到最高峰，创造了苏联模式的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师法马列、祖述秦皇汉武，把中央集权的国家大机器发展到超越秦皇汉武，远迈列宁、史达林的最高境界。一机在手，因而毛公也就可以无所不为了。
“国家机器”是中产阶级的克星
这部国家机器在某些方面的确是万能的。但是天下哪就真有万能机器呢？在运作方面它也有它的死角——这死角便是迫使中国“落后”的基因。
须知我们这部无敌大机器原是为搞“重农轻商”而设计发明的。它的不断维修、不断改进，也是向相同目标前进的。既然重农轻商，防制资本主义之出现，这部机器镇压和铲除的主要目标，便是“城市中产阶级”。因此它的历史任务便是：①预防“城市中产阶级”于其出生之前；②诛锄“中产阶级”于其萌芽之期；③摧毁“中产阶段”于其成长之后。
这样一防、一锄、一摧，搞了两千年。在这部大机器的运作之下，我们这个中华农业大帝国，就永远不会产生“城市中产阶级”了。
对比较社会史学缺乏兴趣的朋友们或许要问，中国传统的“大地主”，岂非“中产阶级”哉？曰：非也。传统大地主者，职业官僚或候补官僚之养老院也。若辈聪明伶俐之儿孙则职业官僚青干班中之受训青年也。在学青年均为职业官僚（professionalbureaucrats，着重“职业”二字，若辈除做官之外别无谋生之术）之候补。而职业官僚则又为独裁专制帝王之鹰犬也。
中国传统帝王一向优容，甚至鼓励大地主。第一，大地主为职业官僚告老还乡的“安全塞”（safetyvalve），亦为候补官僚储才之所。第二，中国历史上无地主造反的史例，这群面团团的富家翁，向不妨害公安。第三，中国“独子继承制”（primogeni—ture）只行之于家天下者，而不行于天下有家者。父死财分，再加个多妻制，则土地集中的祸害只是革命家想当然耳了。靠证据讲话的社会史家，对此末找出充分的证据来。中国传统的小地主通常也只是饥饿边缘的“小贫”；搞土地集中的大地主，几乎是清一色的“官僚地主”，无功名的自耕农和小地主无份也。官僚们“一代做官、三代打砖”，他们子孙形不成阶级、搞不了政治，他们不是中西比较史学上所说的“城市中产阶级”。我们的“城市中产阶级”二千年来可以说被上述那部国家大机器碾毙殆尽。现代刚一萌芽，又被肃反肃掉了。
工业化、现代化少不了“城市中产阶级”
我国历史上缺少个“中产阶级”，岂足惜哉？曰：不足惜也。相反的，那正是我们值得骄傲的地方。两千年来，我们这个农业大帝国光辉灿烂的文明是举世无双的，也是举世钦羡的，但是时至今朝，我们要搞经济起飞、工业化、现代化，就感到捉襟见肘、积重难返了。因为在现代世界经济史上，搞工业化、现代化真能搞到“起飞”程度的，只有一个事例——他们都是由一个城市中产阶级领头搞起来的。西欧、北美带动于先，日本踵随于后。近时崛起的“四条小龙”（新加坡、香港、南朝鲜、台湾）也不能例外。
我们祖国大陆，地大物博，人才济济，而蒙“落后”之恶名，其主要原因似亦在此。大陆上搞现代化、工业化、富起来、翻几翻……万事俱备，就只欠“城市中产阶级”这阵“东风”。除非国内领导人能打破比较史学上尚没有的成例，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则这阵东风似乎还是无可避免的。
使少数人先富起来，在经济特区中搞点加工、而无强大的、自发自励的城市中产阶级崛起之远景，则这点点小市民企业，还是起来不了的。最后还不免是个“娘娘腔”，唱不了大轴戏。
至于中国能否搞出一个“没有中产阶级”的工业化、现代化来？中国或许可以自创，但是人类历史上至今还无此事例——苏联自新经济政策以后已搞了六十年，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