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 等于是买一件家具—— 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 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的练兵官,和带兵官。
本来清廷搞“重文轻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给你带兵,你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刚编《刘公铭傅年谱》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全部拆毁之前,曾留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两把(武考用的),强弓硬弩数十张; “抬枪”、“鸟枪”不计其数——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遗留下来的“废物”。
——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淮军武器博物馆”,如留至今日,说不定可为本地“无烟工业”捞一笔门票钱。可惜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见不及此。自毁财源,就把这些古董胡乱的糟蹋掉了。据说那些大炮、大刀被用专船运往芜湖铁厂,锯成废铁出售,也没有捞回多少运费。
淮军当年的对手方,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剽悍至极。他们大半是骑兵。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成为“丈八蛇矛”(古人所谓“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数火器——三干战马夜鏖兵: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势如疾风暴雨,狂涛骇浪。当者无下粉身碎骨,所请“马踩如泥烂”也。
任柱是捻军名将,淮军畏之如虎。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毛瑟快枪,简直就如无之何。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的任柱威名,及长读捻军书,钦慕之余,每思为任柱作传,而苦于心力不从,至今未能执笔。
所以我国史上,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离我们并不太远。把它们搬上银幕,比美国“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防军”、“练军”与小站
总西百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绾”的嫡系苗裔。可是袁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在海军上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 ge Gordon )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廕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 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敦习来教啊!其他如“正步走”、“枪上肩”…… ,没个洋人来敦,哪行呢?!
所以练新军必用洋教习,当时所谓洋员。但是那时欧美游民到殖民地和半殖民来教稍息、立正的,有几个不是冒险家,甚或洋瘪三呢?!——笔者曾撰文并举例细论之。他们彼此之间,互揭西洋镜的记载,更是说不尽的。
这种冒险家和游民,往往就是孔子所说的地地道道的“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的洋二流子。但是练新军、用洋械、上洋操,又不能没有他们。善加利用,他们是有其贡献的,只是偶一不慎,或驾驭他们的知识不足,也就易于失控而已。
那时在中国搞新军,一般都最重“德式”(蒋公后来亦然)。一八九四年胡懦棻受命去小站练兵,和他名位相埒的总教习便是德人汉纳根(Constantin von Hannecken)。汉纳根本是李鸿章兴建海军中的要员;曾设计大连要塞。丰岛海战时,他也是“高升号”的乘客之一。高升被日舰击沉,我军死于海者七百人,汉氏竟以善泅幸免。中日海军黄海大战时,汉氏亦在“定远旗舰”上与丁汝昌、刘步蟾共生死。但汉某原非海员,黄海战后乃请调至小站搞陆军与胡燏棻共事。
汉纳根是个日耳曼人。干活固有其“日耳曼的效率”(German efficiency);但处人亦有其“日耳曼的顽固”(German arrogance)。而胡燏棻虽有些新思想,却没有与老日耳曼拍肩共事的经验。不数月便自觉吃勿消,乃挂冠而去。——这时“甲午战争”已近尾声,大清海陆两军同时全军覆没,京师门户洞开。政府要赶练新军,急于燃眉,而朝中无人。时势造英雄,小站求才,也就非袁不可了。至少以他去掌握那位老日耳曼,是游刃有余的。
治世能臣,乱世奸雄
袁世凯在甲午开战时曾在后方帮办粮台,算是大才小用。他在朝鲜既练过新军,有知兵之名,闻于朝野,这次练兵需人,袁氏于一八九五年十二月八日,便以“温处道”的官阶,奉命去小站接替胡燏棻,督练新军。
前引房兆楹论袁之文,日:袁世凯并未实授“温处道”。这实在是多余的话,须稍加解释。盖大清帝国是个传统的法治国家(注意;“传统”二字是指东方式的法制,与西式略有轩轾)。它的文官制度(civil service) 是中央和地方政府的编制。官员有定额;任免有定期;铨叙有定制(参阅《大清会典》)。纵是皇帝也不能胡乱改制——《汉书》上所谓,陛下亦不能不遵“陛下之法”也。
【附注】蒋、毛二公做了元首之后,还有什么“陛下之法”呢?蒋虽视法律为具文,究竟还有一部《六法全书》。毛公则六法皆无!做了二十多年的统治者,连一部最基本的“民法”、“刑法”都没有,却瞎扯淡说什么“无法律,有政策”。其所以然者,就是笔者所强调的“转型”问题了。
——老法律丢掉不用;新法律又搞不出来,所以毛老大就“和尚打伞,无法无天”了。这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最坏的模式。李登辉总统今后的一切设施, “必须依法行事”。这就是个划时代的里程碑!邓后大陆要做到这六个宇,大致还需要四十年。到那时中国政治社会,甚至整个文化大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