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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来谜底揭晓，诸公猜错了，原属活该；诸公猜对了，也只是巧合。若说诸葛亮的六爻八卦，真能上通鬼神，知过去未来，那就是三国演义了。黄药禅师说得好：“后事还须问后人。”大考之后，分数贴出，将来的老师，自会有公平的评断。
至于康有为戊戌变法，就不然了。戊戌去古未远，史料齐全。水晶球内，事实昭然；而载湉康梁、慈禧荣禄，威权久泯，恩怨已断。当今史家，如熟悉史实，剔除成见，未始不能作论定之言，以彰史迹而戒来兹。笔者不揣浅薄，试作此想，曾为这桩公案，腾出四章，凡数万言，以窥其堂奥。长话短结，试问戊戌变法在历史上，究竟应该怎样定位呢？首章已言之，长逾一百五十年的中国近代史，在社会发展的性质上，原是一部“转型史”——从中古东方型的社会，转入现代西方型的社会。这一转型自鸦片战争开始，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徘徊于中古边缘的“第三世界”。其工程之艰巨，可想而知。但是那时的光绪爷要把这百年难变之“型”，而变之于指顾之间，其必然失败，实无待多费笔墨。把这一现象“概念化”一下，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之失败”是个历史上的“必然”。
但是历史上的“必然”，往往又为“偶然”所左右。因为失败的时间、空间、全面或局部、程序和方向、方式和影响……在在都决定于“偶然”因素。这些“偶然”有时也就“必然”的成为下一阶段历史发展的“基因”（gene或cause）。
例如：“全部失败”和“局部失败”二者都是“偶然”；但是二者不同的空间，对下一阶段历史的基因，就大不相同。再如：失败于“百日”和失败于“十年”，也都是人为因素的“偶然”；但是这不同长短的时间，对于下一阶段基因的发展，也就“必然”有决定性的影响。
研究戊戌变法，我们之所以要用两篇篇幅来解剖康有为一人的缘故，便是左右这个历史“必然”的最主要的“偶然”，便是康有为这个“人格”（personification）。把康有为换成康无为，则“戊戌变法”这段历史失败的过程，和它对下一阶段所发生的基因作用，可能就完全不同了。
通古今之变，识中西之长
在这段历史之中，康氏所扮演的角色，应该是理论家、思想家和政治家。不幸康有为在这三方面，连最起码的条件，亦不具备。因为生为现代中国的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见识和学养实应兼跨古今两代，和中西两型。康氏对西学那一点点粗浅的认识，不但跨不过这两条鸿沟，他强不知以为知，适足以为害。——毛泽东搞“大跃进”，饿死农民两千五百万，就是类似的强不知以为知，最惨痛的一件史例。
至于康有为的汉学，他的火候可还在梁漱溟、钱宾四之上。不幸的是他故步自封，走火入魔，犯了教条主义的大错。康作诗说：“良史莫无两司马，传经唯有一公羊。”两千年旧史都赶不上两司马，可能是事实。传经唯有一公羊，从今文家观点出发，也没人能制止他作如是说。百家争鸣，原是盛事。他千不该万不该，是不该真来搞个通经致用，以死硬的教条主义来排斥一切。他如果不搞教条主义，而能虚怀若谷的与以张之洞、翁同和为首的开明派合作，则变法维新亦有其建设性，而不致走上后来顽固派独大的局面。教条主义之为害中国，康有为是始作俑者。
——这也是个历史的“偶然”。
不能做理论家、思想家也就罢了，康有为至少可以做个民胞物与、襟怀豁达的政治家嘛！可惜康氏也没有做政治家的秉赋。他生就是个骄傲不群、木讷乖僻，而又顽固急躁的知识分子。他十九岁结婚；我国千年旧俗，花烛之夕，亲友们热闹一番，闹闹新房，也是常事。而他这个乖僻的新郎，却不许闹新房，弄得颇失亲友之欢。那时有为笃信周礼，一切要按“礼”行事。所以在他祖父去世之日，他也在棺前结苫庐，辕绖白衣不去身，终年不食肉。他自记说：“时读丧礼，因考三礼之学，造次皆守礼法古，严肃俨恪，一步不远。”但是他自己也说，他这样做“人咸迂笑之”。可是他自夸“少年刚毅，执守大过多如此”。他我行我素，才不在乎别人如何批评呢！
记得清人笔记亦尝记有某翁，因笃信“正心诚意”之说，他“昨夜与老妻敦伦一次”，也要在日记里“正心诚意”地记录下来。康有为正是这样木讷乖僻之人。
这种少年康有为型态的知青。我们小中大学同窗好友之中，正不知有多少。人各有其不同的个性与生活方式，本不应彼此相强。但是这种人就不能当“公开”、搞“P．R．”，尤其是不能做政党的党魁了。
有为青年期，在一再“乡试不售”的沮丧心情之下，也曾习禅打坐、诵佛道经典以自遣。有时竟弄到“哭笑无常”的程度。这也是根据他的夫子自道（自编年谱）。“哭笑无常”是初期精神病的现象。据心理医师言，病人本身如知此现象为不正常而求医，则其疾不致深入。如病人以此“佯狂”而自傲，那就可能变成“疯子”。做疯子仍可做大学者如章太炎。但是做“章疯子”就不能做政治家了。
在我国明、清两代旧俗，考生进学或中举点进士，都要拜主考官为“房师”，以报答主考官对他才华和学问的赏识。可是康氏骄傲成性。他要孙中山拜他为师；他自己则拒绝拜自己的主考官为师，弄得狂名满天下。最后应朋友之劝，康氏总算拜他的乡试主考官许应骥（后任“礼部尚书”）为房师。但他们的师生关系却弄得形同水火。其后维新期间，对康氏痛心疾首，而参劾最厉的也正是许氏。许氏之劾康，与其说是由于意蒂牢结，倒不如说是感情用事。据说康亦怂恿御史反劾，在皇帝面前打个火上加油的笔墨官司。光绪袒康革许。斯为光绪亲政之后，第一次黜陟大臣。其后帝后两党之水火，就更无法收拾了。
据说康有为于六月十六日光绪召见之时，在“朝房”（等候召见的地方）与荣禄不期而遇。二人谈到变法。荣说：“法是应该变的，但是一二百年的老法，怎能在短期内变掉呢？”有为忿然回答说：“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就可以变了。”
我们在一百年后回看戊戌政情，固知那时的荣禄有力足以杀康；而康绝无力量可诛荣。在这百日维新刚启幕之时，康对旧派第一号大头头，作此毫无必要的愤激之言，也可想见他在处人上的偏激，和政治上的木讷了。
总之，“戊戌变法”实在是我国近代史中，继“科技现代化”（或“四个现代化”而来的第一个“政治现代化”（也可说是清末的“第五个现代化”吧），但是这个运动不但未能领导我们的政治体制前进一步，反而倒退了数十年。胡为乎而然呢？
我们知道戊戌变法主要的推动者是光绪皇帝。若以《春秋》的标准作“诛心之论”，要从为国为民、牺牲小我的动机着眼，光绪帝这位爱国青年，实在是我国历史上极少有的“尧舜之君”。但是光绪帝毕竟是长于深宫之中，受制于无知而狠毒的母后的一个儿皇帝。经验不足，徒善亦不足以自行。他应首先慢慢地建立自己的权力基础——像蒋经国那样——然后才能试行变法。纵使时机发展至法有可变之时，也应分为轻重缓急次第施行。诏书一日数下，朝野莫知所适，也不是个办法．不幸这位年轻皇帝，显然感到国亡无日，所以迫不及待。但是他的军师谋臣，应该有见及此。不幸康某木讷执拗，识见不足；而操切浮躁，且有甚于幼主。
——言念及此，我们不能不说康有为实在只是一位狗头军师。他不能担当推行政治现代化的天降大任，而开了倒车。
值此两千年未有的转型期，失之毫厘，差之干里。有心掌舵的人，总应略通古今之变，粗识中西之长。虚怀若谷，慎重将事。君子误国，其害有甚于小人。可不慎哉？
以古方今，鉴往知来。摩挲旧史，涉猎时文。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 原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六十一卷第三期 第四部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第四部 义和团与八国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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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传教、信教、吃教、反教形形色色平议
先看“曹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