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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个复出的“老诗人”，郑敏不仅不像其他老诗人那样给人以步履蹒跚的掉队感觉，反而走到当代思想的最前沿。以她杰出的“哲学智慧”，给当代的诗界和整个中国文化界带来思想的福音，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建国初期，郑敏和在美国留学的穆旦一样，都是理想主义者，他们满怀激情、相继回国报效。但随着1958年的受难，穆旦开始怀疑“理想主义”，虽然在1976年的诗歌中反复抒写因追求理想主义而遭到的幻灭，但他又不能彻底抛弃“理想主义”，否则就会陷入绝望。终其一生，穆旦都无法走出理想主义所构成的怪圈，这是这位天才诗人的悲剧。郑敏是在“文革”后期开始怀疑理想主义，也曾陷入思想的迷乱，后来掌握了解构主义的新思维，找到了区别和解决“理想主义”与“理想”的症结所在。她指出：“古典意义上的‘理想主义’是不可能再拥有它昔日的超验的权威了。因为柏拉图的‘理念’的至高至尚已在长长的历史岁月中证明难以在尘世实现。人间并无理想国，一旦以一切权力手段强行建立纯而又纯的理想国时，初时尚可吸引群众，最终总是以血腥的失败告终，因此只有在多元文化中相辅相成意象竞争中相淘汰，人类才能在宽容中最大程度地走向理想。”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大陆研究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学者可谓多矣，然而，在这些中青年学者的笔下，或把解构主义当作外来的思潮作客观的评介，或把解构主义作为一种时尚的理论来炫耀。其中最大的失误，依然是用二元对立思维来解读解构主义和后现代主义，误以为解构主义就是用暴力拆散、破坏传统（殊不知这正是解构主义反对的目标），自以为是与国际最新的潮流“接轨”，其实压根儿是误读，仍然是“穿新鞋走老路”。
如果没有郑敏，解构主义在中国只是一种晦涩而艰深的外国哲学，不但于世无补，而且还因为“引进者”的误读，已成为随意破坏和颠覆传统的可怕的新式武器。这些专家学者缺的不是学问，而是“哲学智慧”。所谓“哲学智慧”，就是能用哲学的新方法和新思维引导人们从所处的文化困境和谬误中走出来，而不仅仅是把哲学当作一种只能在少数精英中间交流的束之高阁的学问。
郑敏独具慧眼，看到解构主义的产生，是为了解决二战以来因一个中心的权威主义和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而造成的人类社会的各种大问题。所以她认为，德里达最核心的理论是：非中心论和否认二元对抗。郑敏读德里达的解构主义，想的是当代中国的问题。她讲解构主义，就是为了解决中国因一个中心和二元对立而导致的种种生存困境和思维谬误。她明确指出，后现代主义提倡的是多中心，其方法论是多元并置。她认为，解构主义是主张继承传统的，希望通过解构，使传统成为未来的而不是过去，一切经典都应该重新阐释而不是毁灭。但二十世纪以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已成为主流，由此，必须借助解构主义重新认识东方智慧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
总之，郑敏是用解构主义来解决当代中国文化的顽症。艰涩难懂的解构主义在郑敏的手里，变为了引导国人走出暗夜的思想明灯。所以，晚年郑敏的两部著作《结构—解构视角：语言·文化·评论》、《诗歌与哲学是近邻》，不仅在诗界受到热烈欢迎，而且很快就越过文艺界，对整个中国当代文化的进程产生极大的影响。郑敏也从著名的“九叶”诗人，变成当代影响最大的“诗人哲学家”。这在新诗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现象。虽然她晚年的代表作《诗人与死》还达不到乃师冯至《十四行集》的艺术高度，但冯至诗歌中的哲理远远不如弟子郑敏的“哲学智慧”对当代中国思想转型的巨大影响。
可以说，是“哲学智慧”打通了哲学与诗歌，使晚年的郑敏在两个领域都达到高峰。虽然辛笛的“生存智慧”很难转换成“诗性智慧”，但“哲学智慧”却可以转换为“诗性智慧”。因为“哲学智慧”为“诗性智慧”提供了新的思维和新的角度。这就是郑敏晚年诗歌能再创艺术高峰的根本原因。
如果说辛笛的“生存智慧”主要是“自全之计”；那么郑敏晚年的“哲学智慧”则造福于广大读者，特别是对二十一世纪的深远影响，再怎么估计都不为过……那些长期在思想旅途中苦苦跋涉又常常迷路的知识分子，将会长久地感谢郑敏：因为“哲学智慧”照亮心灵，有如白内障患者重见光明，是一种思想的新生。
一个古老民族和传统文化的再生，更需要“哲学智慧”的照亮！
“小侠”秋灿芝传略
？ 程世刚
引 言
休言女子非英物，夜夜龙泉壁上鸣。
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
这是“鉴湖女侠”秋瑾的著名诗句。以一女儿之身而具须眉之胆识，在中国近代史上秋瑾可谓巾帼中的翘楚。关于秋瑾的求学、革命等事迹的研究成果已很多，本文不想多谈。女侠之女“小侠”秋灿芝颇类其母，但对于她的事迹知之者甚少，本文略作小传以记之。
一、 秋瑾赴日留学，灿芝寄养谢家
1895年，秋瑾之父秋寿南将秋瑾许配给湘潭的王昭兰（1879…1909，谱名廷钧，字子芳，号纯馨）。廷钧之父王黻臣，是当地大富户，有“百万富翁”之称，并且是曾国藩的表兄弟。1896年5月，秋瑾与王廷钧结婚。次年，秋瑾生子沅德（一说源德，字仲瀛，后改重民，1955年病故武汉，享年五十九岁）。1900年8月25日（一说９月７日），秋瑾在湖南湘潭十八总由义巷义源典当铺又生下女儿桂芬（字灿芝）。
在一潭死水的夫家，秋瑾心中是异常苦闷的，“漆室空怀忧国恨，谁将巾帼易兜鍪”、“重重地网与天罗，幽闲深闺莫奈何”，这些忧郁的诗句是她烦懑心情的真实写照。后来，王廷钧捐（即用钱买）了一个兵部郎中（一说户部郎中或主事）的京官。随即，秋瑾带着沅德和尚在襁褓中的灿芝随夫到北京上任。不久，为避庚子之乱，秋瑾一家又返回湘乡荷叶冲老家。1903年，王廷钧携妻带女第二次去北京复任。在北京，秋瑾目睹外国侵略军的野蛮暴行，义愤难平，决心以实际行动挽救祖国的危亡。1904年，她克服重重困难离开北京经上海赴日本留学深造。
东渡日本之前，秋瑾把未满四周岁的小灿芝寄养于北京友人谢涤泉家中，并让灿芝认谢的继妻为义母。因灿芝年纪太小，离开母亲后时常哭泣，加上谢太太嗜酒，子女又多，对灿芝养育不周，导致她面黄肌瘦，肮脏不堪，并逐渐得了慢性病。
二、女侠慷慨就义，小侠习武学文
秋瑾回国后，积极宣传革命，筹备起义，准备以武力推翻腐朽的清王朝。1907年7月13日，秋瑾在浙江绍兴大通学堂组织会党起义，谋“光复汉族，大振国权”，事泄被捕，15日，从容殉难于轩亭口。秋瑾被杀害后，谢涤泉夫妇见势不妙，恐被株连，征得灿芝父亲同意后，托仆人邓婆把小灿芝带回湖南老家，由她祖母抚养。但灿芝祖母是个重男轻女观念很严重的人，对她哥哥王沅德百依百顺，还犹恐不及，而对灿芝则非打即骂，甚至一见到她，就想起那个“叛逆”的媳妇秋瑾，总得骂两声“杀头鬼”才解气。那时，灿芝还不到七岁。次年，她祖父和父亲又相继死去，兄妹两人俱在孩提，孤苦零丁，她又遭祖母虐待，真是苦不堪言。但是，小灿芝十分倔强：骂她不吱声，打她不求饶，总是咬紧牙关，不哈不哼的站立着以示反抗。
灿芝自小勇敢坚强，母亲秋瑾牺牲后，她为替母报仇，决心习武，曾拜名师学练武术，她的内家拳法颇有功底。举凡太极、形意、八封诸拳，以及清萍剑、三眼叉、大关刀等俱精到，样样皆能。《国术名人录·湖南王灿芝》中说她：“精太极拳、剑、形意拳、八封掌”等拳械。稍懂事后，酷爱读书的灿芝虽无父母之督责但学习却很用功。出于封建意识，祖母认为“女儿家不应读书”，对灿芝的学习百般阻挠。无奈之下，灿芝以绝食进行抗争。结果，祖母被迫同意灿芝入学于长沙艺芳女校，该校系曾国藩之曾孙女曾葆荪所创办。刚刚十五六岁，灿芝已经写得一手文采斐然的好文章，诗词骈散文也都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