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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讼师就更是圣人君子所不齿的恶棍。
古代先贤的理想是使社会达到没有纷争的和谐统一，“无讼”必然是其追求的目标。孔子曰：“听讼，我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论语·颜渊》）。据《荀子·宥坐》记载，孔子担任鲁国司寇期间，有一对父子打官司，孔圣人拘留了儿子，三个月都不判决，孔子自我反省，认为是政府没有教化好百姓，才使得他们不顾父子亲情，罪过不在百姓，而在政府。圣人毕竟是圣人，一番自责最终感化了父亲，请求停止诉讼，孔子于是就把儿子释放了。一场纷争就这样化解于无形。儒家的逻辑是，读圣人书，听圣人言，接受道德教化之人，懂得长幼尊卑，知道礼义廉耻，自然不会去打官司。打官司的人没有被教化好，才会为蝇头小利不顾礼法，因此，“无讼”“息讼”才是审判的目的。明朝有位松江知府叫赵豫，到任以后，凡是有人来打官司，他第一句话就是：“明天再来”。有人不肯走，赵豫好言相劝，最后还是那句话：“明天再来”。老百姓笑称“松江太守明日来”。赵豫就是用此法达到息讼的目的。赵豫任松江太守九年，治理有方，社会安定，离任时受到百姓的联名挽留，于是皇上将赵豫提升两级，留任松江知府。在这样崇尚“无讼”的古代社会，讼师作为职业自然会受到社会排斥。
在中国，大家公认最早的讼师是春秋时代郑国的邓析。邓析的法律知识渊博，且能言善辩。追随他学习法律的人数不胜数，在当时非常有名，应该算个法律专家。他提供法律服务也是明码标价，大案子要一件外套，小案子要一件内衣或裤子。有一年郑国发大水，一个有钱人淹死了，尸体被别人捞起来了，有钱人的家里人去索要，但对方开价太高，引起了法律纠纷。后来，有钱人亲属找到了邓析，询问他的意见。邓析回答道：“你放心吧，他不卖给你又能卖给谁呢！”有钱人家想想有道理，就耐心等待。捞尸体这人怕有钱人家里不买，自己一分钱也要不到，也去找邓析商量，邓析又说：“他不找你买还能找谁买！”这人也放心地走了。不能不说邓析非常聪明，可是这样的人“以非为是，以是为非，是非无度，而可与不可日变。所欲胜，因胜。所欲罪，因罪”〔1〕，靠搬弄是非获取利益，玩弄法律于股掌之间，造成社会动荡，法令不行，为当权者所忌恨，当然就被“咔嚓”掉了。
邓析的命运如此，以后的讼师也好不了多少。国家的统治者推崇儒家，以宗法等级确立道德秩序，进而确立自己的统治秩序。儒家的理想社会蓝图是：从皇帝到县令的大小官员通过实行仁政取得道德感召力，受到百姓的拥护，上下左右没有纠纷，没有诉讼，各守其位，各司其责，君臣父子和睦相处。在统治者看来，争讼是不道德的勾当，讼师危害社会安定，破坏统治秩序。唐宋以来，统治者为维护其统治，都有专门的法律条文禁止讼师帮助他人打官司。如《唐律疏议·斗讼》规定：“诸为人作词牒，加增其状，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减诬告一等。”到了清朝，统治者对讼师的打击力度更大，《大清律例》规定：“凡教唆词讼，及为人作词状增减情罪诬告人者，与犯人同罪。”“代人捏写本状，教唆或扛帮赴京及赴督抚并按察司官处，各奏告强盗、人命重罪不实，并全诬十人以上者，俱问发近边充军。”〔2〕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讼师的职业不可能有太大的吸引力。从事讼师的主要是走不通科举路的监生、胥吏、幕友等。这些人的素质参差不齐。民国时出版《刀笔精华》辑录了清末著名讼师的禀帖辩诉，里面既有助纣为虐的恶行，也有除奸铲恶的善举，一言可以活人，一言可以罪人，他人身家性命尽在刀笔吏的掌握中。其中一些讼师接受当事人委托后，为开脱罪行或诬陷他人，不惜违背良心，颠倒黑白，全然没有是非观念。试举一例，一个寡妇与邻居汤家争地，汤家有钱有势，上下贿赂打点，使争执迟迟得不到解决。寡妇一气之下，在某天夜里吊死在汤家的墓地里。汤家为逃脱干系，用重金买通了当时的著名讼师谢方樽。谢方樽先暗中派人换掉了死者的绣鞋，然后在诉状中指出，当时连夜春雨，墓地周围泥泞，死者的绣鞋却未沾一点泥土，可见并非在汤家墓地上吊，而是死后被人移到汤家墓地。这样一来，不仅汤家毫无责任，还成了被人移尸陷害的受害者。
再举一例。还是这个谢方樽，当时乡里有一个无赖之徒叫王甲，一天黄昏时分，和邻居赵乙发生争执，后来双方动了手，王甲把赵乙打死了。打斗时没有旁人在场，王甲就悄悄逃走，跑去求教谢方樽该如何是好。谢方樽教他如此这般。于是王甲连夜狂奔三十里，潜入一户人家，假装偷东西，故意被人捉住，扭送到衙门。杀人案发后，王甲被人怀疑为凶手，这个谢方樽又以王甲偷盗不在场为名为其辩白，把杀人重罪抵赖得一干二净。这些讼师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为一己私利，混淆黑白，使好人蒙冤受屈，使坏人逍遥法外。无怪乎讼师被世人贬称为“讼棍”。
尽管受到歧视，但因为社会需要，有利可图，以帮人打官司为生的讼师还是存在了下来。讼师和律师尽管有类似的地方，但与现代律师不同的是，讼师的活动多集中在诉讼前的准备阶段，写写状子，出出主意，不可能像现代律师一样在诉讼的全过程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而且，讼师的活动更多地依靠的是上下关系，而不是法律知识。更为重要的是，在专制的古代中国，讼师始终都未得到也不可能得到官方的认可，不具有合法的资格和相应的诉讼地位。现代律师制度要求契约自由、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深入人心，是建立在商品经济比较发达、个人权利觉醒的基础之上。只有较为发达的商品经济与完备的诉讼制度相结合，才能产生现代的律师职业和律师制度。所以我们可以说古代讼师是现代律师的萌芽，但还远不是维权意义上的律师。因而，中国古代虽有某些帮人打官司并从中获利的讼师，但由于政治、经济条件的限制，却没有发展成现代律师制度。在我国古代，“律师”一词原本是佛家用语，佛教中称呼那些熟知戒律、擅长向人解说的人为“律师”。而现代法律所称“律师”与佛家用语不同，是指依法帮助当事人进行诉讼及处理有关法律事务、维护当事人权利的专职人员。现代律师制度产生于西方，到了近代，中国才从西方引进了律师制度。
发源于西方的律师制度经历了漫长的演化过程，萌芽于古希腊，草创于古罗马，衰落于中世纪，在十七、八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发扬光大并逐步完备。在古希腊雅典，演讲、辩论盛行，产生了很多雄辩家，在某些审判场合，这些口若悬河的雄辩家起到了类似现代辩护律师的作用。到了古罗马时代，商品交易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经济活动频繁，为保障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需要职业法律人的帮助，司法领域控辩式的诉讼模式也给了法律职业者大显身手的舞台，律师制度产生了。这些律师以自己渊博的法律知识和激情雄辩的口才，赢得了社会的尊敬，拥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不过到了中世纪，由于律师制度赖以生存的商品经济的衰落，律师职业也逐渐衰落。资产阶级革命后，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伴随着自由、民主、人权思想的普及，欧美各国先后以法典形式确认了律师职业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律师职业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律师业务从单一的诉讼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律师的活动范围也从法律领域拓展到经济、政治等各领域。
中国律师制度开始形成是在清朝末年。当时，欧美的资本主义国家飞速发展，清王朝的统治却江河日下。鸦片战争失败后，英、美、法、德、俄等帝国主义列强通过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先后取得了领事裁判权，打破了清王朝的司法统一。所谓领事裁判权就是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的在华侨民，如果成为民刑事案件的被告，不受中国法律的管辖，中国的官府无权对其进行审判，只能由其所属国驻华领事按照其本国法律进行审判。获得领事裁判权后，各国列强在中国沿海商埠城市建立了领事审判机关及中外会审机构，适用本国法律审理案件，当事人可以聘请律师出庭辩护。于是，外国律师便跟随着洋枪洋炮来到了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