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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的关系中，女人与女人的关系中；不管竞争的焦点是风度、才能、能力还是别的社会价值，它都极大地破坏了任何可能建立的可靠友谊。同样，正如已经表明的那样，它也妨碍了男人与女人之间的关系，这一点不仅反映在伴侣的选择上，而且也反映在同伴侣争夺优越地位的整个斗争中。它渗透到学校生活中，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它渗透到家庭生活中，所以儿童毫无例外地从一开始就接受了这一病毒。”
竞争和随竞争而来的敌意、恐惧、孤独感、软弱感、荒谬感、异化感、不安全感，使人随时随地处在紧张的焦虑中。霍妮指出：“撇开表面现象而深入到有效地产生神经症的动力系统中，我们就会发现，存在着一种一切神经症共同具有的基本因素，这就是焦虑，以及为对抗焦虑而建立起来的防御机制。”所谓焦虑，乃是指个人面对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而产生的渺小感、孤独感、软弱感、恐惧感和不安全感。为了对抗这种焦虑，人不得不拼命追求爱，追求事业的成功，追求权力、名声和财富，以获得安全感和自信心；但由于这些追求本身建立在恐惧的基础上，而同一种恐惧又妨碍了他去爱，去获得事业上的成功，所以神经症患者总是处在无休无止的内心冲突中而无法获得爱，无法获得事业上的成功。这就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恐惧和焦虑，由此而造成了更严重的恶性循环。这些正是强迫症人格的典型特征。
霍妮的著作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由贵州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中文版，也曾在那个时代的读书热之中引起了一些关注。但是，那种关注完全是一种隔岸观火式的关注；当时的中国，人们虽然普遍感到精神和肉体的双重饥渴，却还主要偏重于物质方面，导致今日中国普遍面临的精神困扰的那些因素尚未产生。在改革开放之初，百废待兴，人们认为到处充满机会，在饥渴之中似乎总能看到希望，借用当时最流行的一句台词来说，就是“面包会有的，牛奶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
现在则大为不同。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似乎并没有同时带来幸福感，相反，却带来了莫大的忧虑。霍妮通过对神经症人格的研究指出：“尽管并没有对于人格结构的精湛知识，人们却仍然可以从一切神经症病人身上鉴别出两种特征，这就是在反应方式上的某种固执，以及潜能和实现之间的脱节。”这样的结论，在当今中国也得到了绝佳的印证。一方面，人们靠技术进步获得了对于自然和社会事件更加强大的控制力，同时也越来越把幸福强迫性地寄托在技术进步之上；另一方面，人们则深感对自然和社会事件的控制效率日益低下，技术进步对国民幸福的贡献效用迅速衰减。这种可能与现实之间的脱节，对资源的需求与资源匮乏之间的矛盾，又反过来促使人们更加依赖于技术的进步和飞跃……殊不知，这样正陷入一种不能自拔的恶性循环。
在某些场合，资源并不匮乏，是对资源的病态需求人为地造成了恐慌，就像笼子里的沙鼠一般，最后被某种想象的困境或内在的恐惧所害。
比如，当今中国几乎所有的贪官，可以说都患了一种敛财强迫症——他们中许多人并不确切知道自己为什么需要那么多钱——因为他们需要自己花钱的地方实在少得可怜。《北京科技报》2004年12月30日报道称；心理学家认为；这些〃守财奴〃们对金钱有着极强的？神经质的需要？他们对于金钱的贪欲；完全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需要？他们有的对自己这种爱财如命的行为没有意识；有的有意识；但控制不了自己？贪官们的这种守财奴心态又可称为金钱数字心态：人们在积聚钱财时往往被一种呈几何级数递增的心态所左右；当攒到一万元时；下一个目标是两万；攒到两万时目标变成了五万……当积聚到一百万元时；下一个目标就绝不仅仅是一百五十万；而是上千万；几千万？对贪官们来说；捞钱越多就越不能罢手；就像吸毒上瘾的人对毒品一样；欲罢不能，越陷越深，敛财成为他们生活中惟一的追求，而且永远不会满足。
被称作建国以来最大卖官案的主角马德，在任绥化市委书记期间，收受贿赂高达两千三百八十五万元；有人估算，马德在绥化期间平均每天的收入在万元以上，是名副其实的“日进万金”。据说，马德是个穿着随便、甚至比较土的人，其妻田雅芝连买菜回来的塑料袋都舍不得扔，一个个捋好存起来。然而，马德被“双规”后，在马德的家中及办公室，办案人员搜出裘皮大衣十多件，摄像机、照相机五十多架，皮鞋五百多双，衬衣二百多件，以及各种名贵手表等物品。知情人说，马德收的东西几乎全部原封不动地放着，自己不用也舍不得送家里的穷亲戚。田雅芝甚至将逢年过节别人送的礼品高价出售给市委的接待部门。有“沂蒙第一贪”之称的袁锋剑贪污公款五百多万，但他却一直舍不得动用。袁为其母祝寿，送的寿礼比其他真正很“穷”的亲属还少。查抄袁锋剑的赃款时，他贪污的金钱数目和查抄的赃款数目完全吻合，毫厘不爽，以至于袁锋剑诡辩说他这是替国家保存钱财。这些贪官工资都很高，绝对不缺钱，甚至花钱的机会都很少。但他们还是不顾一切地聚敛钱财，连很少的钱也不放过。
再比如，在足球场的看台上，一开始大家都是坐着看球。但是，有一个人为了看得更清楚，就站了起来。当只有他一人站着，其他人都坐着的时候，他确实能比其他人看得更清楚；但由于他站着看挡住了别人的视线，其他人也只能站起来才看得清楚……最后全体观众都只得站起来看球了。从看清楚的程度上说，全站着看与全坐着看没有任何改善，但是大家现在只能辛苦地站着看而不能安逸地坐着看了。
又比如，在城市的某些地区，政府开辟了一些路段用于小商品交易。本来，大家都在划定的黄线之内，即并排着在不影响交通的情况下交易；但是，有一个小摊贩为了比别人更接近顾客而把摊位挪到了人行道。接下来的情况跟球场看台上的情形一样：结果是大家都不得不站在人行道上吆喝，继而冲到机动车道上揽客……每个人都更辛苦，处境也更危险，而生意不仅没有更好，还可能因为妨碍交通而被城市市容监察人员罚得个血本无归。
上面所列举的强迫症状，如今正在教育领域蔓延：本来，小学生的课业完全应该在学校解决，但是，就有那么一些聪明的家长为了抢占先机而为自己的孩子请来了家教……接着，有更多的家长被迫跟进，而原来那个以为请一位家庭教师就能领先的家长又不得不请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第五位家庭教师，水涨船高，你追我赶，于是就出现了今天这种全民请家教的荒唐局面，以至于孩子们不堪重负，有些小学生便想“退休”，个别小学生甚至因达不到家长拔苗助长式的要求而不得不以死来了结年幼的生命。
在这里，对资源匮乏杞人忧天式的群体性盲目恐慌，最早实则源于个别人对资源多吃多占的贪婪——第一个打破规矩的人可能占了便宜，犯规的动机是想占额外的好处，其结果是付出了比不犯规数倍的代价，却只能得到不犯规时应得的回报，还要承担巨大的风险。更严重的是竟造成了全社会的集体焦虑症也就是集体强迫症。
攀比、猜忌进而相互埋怨，作为集体强迫症的典型症状，会使一个集体的战斗力严重下降，产生所谓潜在内耗，最终使集体机能衰退，功能丧失，一败涂地。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芝加哥大学商学院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行为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奚恺元正在研究一门名为Hedonomics的学科，这个词的意思是追求生命之快乐的学说，中文可以翻译为“幸福学”。
奚恺元说，每个人追求的东西看上去不同，有的人追求名誉，有的人追求金钱……但归根到底，我们所有行为的终极目的都是追求幸福。他强调，这里所指的幸福不仅是短期的安逸，而是一种长期的、广义的、好的主观感受（subjectivewell…being）。我们需要有一个严格的理论来研究如何使幸福最大化。
上文中所举球场看球的例子，就来自奚恺元所引用的经济学家雷亚德的一个比喻。他还举了另一个例子说明物质竞争与幸福感受的关系：
两个人在一条风景优美的路上散步。他们的幸福度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欣赏风景所带来的愉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