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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常有些对中国情况一知半解的西方人，对中国的人和事随意下判断，害得某些爱国人士心惊肉跳甚至虚火上升，或亟欲与之辩明真相，或疾呼国人自警、自爱、自强，总之，很在乎！其实，很多时候，有些洋人也就是那么一说，并非出于深思熟虑或者科学分析之后的结论。比如说“没有信仰”云云，说这话的美国人，很可能仅指“religious
belief”（宗教信仰），而没有包括“political conviction”（政治信仰），这两者虽然都是“faith”（信仰），有时甚至合二为一，但不少情况下其内容和社会效用却相距甚远。其实，中国人历来讲究信仰，只是理解信仰的角度有所不同。外国人出于对情况的隔膜，结论失之武断，不足为怪，我们自己却不可为此输了底气。
信仰是一种心理状态，是人们对于各种超验的命题（即通常的理智无法确定其真伪与否）所持的接受和认同的态度。虽然在接受信仰的过程中，也会伴有智力的判断作用，但终究命题本身是无法验证的，否则它就成为知识甚至常识。既然是信仰，当然是不允许怀疑的，然而超验的东西怎么能不引起怀疑呢？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有一种解释，他说，信仰是一座桥梁，架在人类和上帝之间，上帝和人类本来被一道鸿沟隔绝着，通过这座桥梁，人类便得以认识和接近上帝。经他这么一说，一切超验命题的客观真实性问题似乎都彻底解决了，不过在逻辑上却有着明显的诡辩痕迹——你必须先有信仰才能认识和接近绝对真理（上帝），但既然已有信仰，真理（包括一切超验命题）又何须再去认识和检验呢？这有点类似中国人说的“信则有，不信则无”。孔夫子说过：“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反映了儒家文化对这个问题更圆滑的态度——如果我需要，我可以权且承认你的存在。儒家本质上不信神，对于任何超验的事物，都力图用理性的逻辑来证明——无论是对他们所宣传的政治理想（大同社会）和伦理原则（礼义廉耻）本来包含着的先验内容，或者是对他们的认识水平所不能解释的自然和社会现象，都是如此。实在力所不能及时，他们往往便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含糊其辞，或者敷衍应付。所以，孟夫子虽然不能解释“人之四端”从何而来这类问题，但他也决不会把它们归结为上帝制定的信条。
儒家大师执著于现实的生命，并不热衷于思考“死亡是否导向灵魂永生的彼岸”这类问题，从而也不需要一座“桥梁”去与上帝沟通联络。你说“上帝显灵”，他说“子不语怪力乱神”——用沉默规避了任何此类话题；你说“死后上天堂”，他说“未知生，焉知死？”——把生命视为惟一的存在。只是因为认识水平的限制，他无法解释许多事物和现象，于是才不得不采取一种妥协的态度——“敬鬼神而远之”——所谓“惹不起还躲不起嘛。”早就有学者指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薄弱环节是宗教资源的稀缺。这话大体不错。因为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思想从源头上就和宗教情怀各执一端，而长期以来，儒家在文化思想领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这种统治地位又和封建王朝专制制度互为依托，形成一个“超稳定结构”，这自然就没有给任何宗教的发展留下适宜的空间和条件。不过事实上，儒家文化对于各种宗教的态度却是比较宽容的，历史证明，各大宗教传入中国（汉族地区）或早或晚，都并未产生过其他国家常见的异端之间惨烈的流血事件（义和团之类并不是宗教冲突），但也没有多少宗教的传播取得了真正的成功。几乎所有进入中国的宗教对于儒家文化的强大影响力都深有感受，为了站住脚跟，它们不惜在内容和形式上尽可能向儒家靠拢。佛教中国化的痕迹最为明显，居然提出了儒、释、道殊途同归之类观点，最后禅宗的一支独大更证明了儒家强大的同化力。天主教最早期的传教士，穿着言谈一如儒士，利玛窦就被称为“西儒利君”。至于伊斯兰教，则从未在汉族民众中传播，倒是几百万回民发展了一种和中亚、北非差异最为明显的伊斯兰文化。总之，很可惜，所有主要宗教在中国汉族民众中的传播活动都收效甚微。因为对于多数中国信众，宗教有时被接受并不是作为信仰，而只是作为改善现实生存状况的精神手段，他们骨子里最终信奉的还是“祭如在”论，因而把各种宗教活动最多无非看作是人和不可知的神进行沟通的平台，而沟通的内容不外乎“许愿”和“还愿”，或者比这更简单——赤裸裸地向神索要庇护和保佑。于是，就会出现这种情况，竟然连作奸犯科的盗匪、为富不仁的奸商、丧尽天良的墨吏，也一脸虔诚地跪在神坛前祈祷：“只要过得此关，来日一定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一般“信众”等也多是用钱财供奉去换取神对自己提供帮助的许诺，尽管他们内心深处并不坚信这些许诺的兑现，但终究觉得聊胜于无，至少能得到些慰藉和解释。
田纳西州孟非斯大学的华裔教授孙隆基在他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一书里说：“从世俗中获取拯救的方式，使中国人成为世界上最‘形而下’的民族。”他认为，中国文化的现世取向（把生存的意向集中于世俗），不像其他高级宗教那样具有“超越”和“拯救”的因素，因而是一种“没有超越，也没有拯救”的“虚其心，实其腹”的文化。他所指的“超越”是一种“终极关怀”，而“拯救”则是一种“彼岸情结”。他认为，就中国人而言，“超越”只能是物质生活水准方面从低向高的攀升，至于“拯救”，不过是指在世俗中“安身”而已，“彼岸”当然也是有的，那就是“太平洋彼岸”。所以他说：最为皆大欢喜的安排莫如“安身美国”与“心怀祖国”同时进行（真是一针见血！想必孙教授于此体会很深）。孙教授对“中国文化深层结构”悉心研究的成果，有理有据，很难反驳，但那结论却总让人觉得有点说过了头，因而失之片面，至少在方法上有以局部替代全体之嫌——难道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做着身心分置于大洋东西两岸的美梦？事实上，这样的梦成本太高，除了身临其境尝到了甜头的人，芸芸众生面对着被描摹得五光十色的梦境，即使内心充满向往，也是根本不得其门而入啊！
中国人缺少宗教情怀不假，但不信教并不等于什么也不信。为了确保自己对现实生活目标追求的有效性，他们必须信仰一些维护正常社会生活所必不可少的规范，换句话说，他想要活得好，他就得好好地活。这里不仅仅涉及法制建设问题，事实上，中国文化中关于道德信仰方面的分量并不低于任何一种高级宗教。孟夫子把一切道德观念的基础和前提归结为“人之四端”——是非、谦让、恻隐、羞恶，这“四端”，用“人皆有之”一句话，把它们划入了先验的范畴，使你无法对之提出任何反命题。从这里出发，到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再到用雅俗各异的形式表述的许多细微具体的生活信条，构成了有效的规范着生活秩序的日常信仰。正是这种有效性，使十八世纪的欧洲憧憬着中国这个“东方的文明之邦”，这方面，有许多启蒙运动思想家的著作为证。
中国人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信仰，其所经历的艰苦思想过程，使它在人类精神文明史上居于一个相当高的层次。比如，“孝”和“以孝治天下”观念的提出，就反映出在信仰问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