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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途，飘溺江川，仅有达者。此仁者所宜哀矜，国家所宜深虑也！”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零一 晋纪二十三 ＇
孙绰之言，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都很有代表性。江南乔迁之地，已成“安乐之风”；中原故土，反成“习乱之乡”。能保有江南“安乐之国”已经非常满足。历史上，乔迁东南的政权虽多以北伐、收复中原为口号，但真正彻底的北伐少，跟乔迁政权的上述特性有很大关系。
出于政治上的需要，以北伐作为整合南方社会的一面旗帜，本无足厚非。在北方沦亡，中原板荡之际，北伐的口号对于重建社稷、收拾人心、振奋士气、奠定江南立国规模的确具有重大的意义。此时的北伐实际上具有整合内部和对抗北敌这双重的意义。
然而，北伐除了作为旗帜外，毕竟还应有本身的内涵。只有一个整合得比较成功的社会中才能凝聚出强大的力量，才会有真正彻底的北伐。此时，事权归一，将帅用命，士气振奋，社会组织、社会动员也都畅通有效。
如果南方的社会整合已经比较成功，就不需要再以北伐作为招牌，北伐才可能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本来，当乔迁政权在江南根基已固，内部经营初具规模以后，是可以作进一步的进取的；但对乔迁东南的政权而言，北伐大多只是停留在第一层意义上，仅仅只是作为一面旗帜，一个招牌，因而少有比较彻底的北伐，也少有比较成功的北伐。
与东晋、南朝及南宋等乔迁政权相比，明初朱元璋的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朱元璋虽然也是起自东南，但其政权的基础并无上述乔迁政权的种种特性，并不需要拿北伐作为安定内部的招牌，北伐的目的就是要驱逐鞑靼，恢复汉人的天下。故其北伐才是真正彻底的北伐，也正因为彻底，其北伐才取得了最终的成功。
（二）北伐的地理背景
自东南发起的北伐，真正成功的少，除了政治方面的原因外，也跟北伐的方略有关。以东南而北伐中原，进取北方，南北地理形势是其制定北伐方略的基本前提。
前面已经说过，东南立国，主要是依托长江和淮河，其攻守、进退都是以它们为基础。这是江淮防御体系的正面。但无论以进以退，还须经营好东南的两翼。山东和荆襄是为东南之两翼，经营好此二地，进可以经略中原，退可以保障江淮防御体系的稳固。山东可以屏护淮泗上游，荆襄地区可以屏护长江上游。北伐作为一种进取的态势，尤须经营好两翼。其主要原因是，出淮河正面太远，其攻守往往失去依托，而山东、荆襄二地的山河形势足以作为屏障，也足以作为进取的依托。
南方北伐成功者少，除了受到内部政治因素的牵制外，北伐方略不当也是其北伐无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如祖逖北伐时，争于河南，而河南当时正是混乱和动荡的交汇之地。褚裒北伐，师出泗口而趋彭城，结果大败于代陂。殷浩北伐，意在北出许、洛，但先是有张遇据许昌之叛，以致自寿春出兵的计划受挫，后来移兵泗口、下邳方向，又有姚襄反目相攻。谢万北伐，由涡水、颖水北趋洛阳，却以燕兵势盛而仓皇退兵，招致士众惊溃，许昌、颖川、谯、沛诸城相次陷没。谢玄北伐，由下邳进据彭城，遣军渡河守黎阳，又遣刘牢之援邺城，他上疏请求自屯彭城以便“北固河上，西援洛阳，内藩朝廷” ＇ 注：《晋书》卷七十九 谢玄传 ＇ 的建议亦为朝议所不允。刘宋元嘉北伐，目标也只在收复河南，结果每次都是旋得旋失。梁代萧衍北伐，战于淮南，与其说是进取，不如说是自保。陈代吴明彻北伐，是趁北方内乱，乘时进取，但也止于淮河南北。南宋张浚北伐，意在屏护临安，其布势重在淮河正面，而在两翼担任主攻的岳飞、韩世忠二将则势单力薄。端平北伐，短时间收复二京，也只是重复了刘宋收复河南四镇的覆辙。
上述北伐方略上的不当，除了诸如战争指导之类的失误外，对于东南所面临的地理形势缺乏整体的经营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上述北伐基本上都是出淮河正面，争于河南四战之地，攻守形势缺乏依托。这其中又以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和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比较典型。这两次北伐最能反映出东南政权北伐中原时地理上的弱点及其经营上的不当。
宋文帝刘义隆为收复河南，先后于元嘉七年（430年）和元嘉二十七年（450年）两度大举北伐。每次北伐都是宋军趁春夏雨季北进，并迅速打到黄河一线，然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元嘉七年占领河南后还设立了河南四镇：洛阳、虎牢、滑台、础x，意在凭河而守。但是，等到秋高马肥的时节，北魏铁骑南下，刘家在河南的防守便很快崩溃，所以两次北伐都以失败告终。北伐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刘义隆战争指导有误。这里，值得分析的是刘义隆北伐目标的选择问题。（见图2－3－2）
刘义隆北伐，其志只在收复河南，但河南四战之地，即令能攻之，未必能守之。宋军攻占河南后，沿千里黄河列戍置守，兵力薄弱；黄河虽险，却并非不可渡涉，尤其是寒冬，河冰坚合，可以无船而渡。而且，早在元嘉七年，北魏就已将赫连夏逐出关中，这样，北魏以山西为根本，左拥河北，右据关中，虎视中原。那年，到彦之进兵之时，北魏正谋伐柔然，群臣们顾虑刘宋，崔浩断言：“设使国家与之河南，彼亦不能守也。” ＇ 注：《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 所恃者乃在北魏对中原所拥有的地理上的优势。刘义隆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应该是如何遏止北魏咄咄逼人的南进势头，而不是河南的攻守。所以刘义隆北伐，每次都只图河南，实非长远之计。 倒是刘宋青州刺史刘兴祖上表所言进兵之策比较可取。元嘉二十九年（452年），刘义隆趁北魏太武帝之死再谋北伐，刘兴祖上表言：“愚谓宜长驱中山（今定州），据其关要。冀州以北，民入尚丰，兼麦已向熟；因资为易；向义之徒，必应向赴。若中州震动，黄河以南自当消溃。臣请发青冀七千兵，遣将领之，直入其心腹。若前驱克胜，张永及河南众军宜一时渡河，使声实兼举，并建司牧，抚柔初附。西拒太行，北塞军都（今居庸关），因事指挥，随宜加授，畏威欣宠，人百其怀。若能成功，清壹可待。若不克捷，不为大伤。” ＇ 注：《资治通鉴》卷一百二十六 宋纪八 ＇ 刘兴祖吸取了前两次争河南而无功的教训，建议自山东进兵河北，堵塞太行山诸隘口，将北魏遏制在山西以内。若河北底定，则河南自然落入宋军之手。这的确是北魏为之担忧的一种前景。元嘉七年北伐时，北魏崔浩曾对太武帝分析说：“臣始谓义隆军来，当屯止河中，两道北上，东道向冀州（今河北冀县），西道冲邺，如此则陛下当自讨之，不得徐行；今则不然，（宋军）东西列兵，径二千里，一处不过数千，形分势弱，以此观之，不过欲固河自守，无北渡意也。” ＇ 注：《魏书》卷三十五 崔浩传 ＇ 在崔浩看来，宋军若在抵达黄河之后，进攻河北，北魏形势就很危险，太武帝须亲自率军抗击，刻不容缓。由此可见刘兴祖所言进兵之策可谓极富胆略，且洞悉宋魏对峙的战略形势。不过，此策非雄才大略之主不能行之，刘义隆志望、见识均不及此，故未采纳。
刘家的北伐均以失败告终，还招致北魏的大举反击，尤其是元嘉二十七年的那次北伐，北魏反攻河南之后，大举南进，兵临瓜步，饮马长江。刘宋国力大损。
南宋端平北伐收复三京之战几乎是重演了一次刘宋元嘉北伐收复河南之战。蒙古为灭金，遣使联宋攻金。宋、蒙联军于端平元年（1234年）正月灭掉金国。根据协议，河南陈、蔡东南之地属南宋，陈、蔡西北之地属蒙古。开始南来对于这次联蒙攻金还比较慎重，灭金之后，宋军即马上撤还，增戍江汉地区，以防蒙古南侵。但此后形势的变化改变了南宋君臣的初衷。蒙古灭金之后，置一汉人为河南道总管，统领河南，蒙古大军则于当年盛夏到来之前空河南而去，往北方温凉之地避暑，辽阔的中原几成军事真空。这一局面使得南宋君臣顿起侥幸之心。淮东安抚使赵范等人建议“乘时抚定中原，守河据关，收复三京（开封、洛阳、商邱）” ＇ 注：《宋史纪事本末》卷九十二 三京之复 ＇ 宋理宗和右承相兼枢密使郑清之都力赞此议。宋军遂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