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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江南味道》一书的众位作者的辛勤劳动，谨在此深表感谢之意。
《历史理性批判散论》自序
？ 何兆武
收集在这本小书里的，是近几年间写的几篇小文章。其中绝大多数都是属于赶任务的急就章，决不是什么多年的积累或深思熟虑的成果，加之自己的才学浅陋，则其质量不问可知。之所以应我故乡湖南教育出版社的善意督促而终于贡献读者之前者，是因为总觉得许多有关史学理论的问题，只有经过更深一步的探讨，我国史学界才有希望建立自己独立的史学理论，——既不效颦外国的（西方的或原苏联的）理论模式，也不盲目地闭门造车、炮制自己的公式。假如这本小书能在抛砖引玉方面略尽绵薄，对自己就不失为一种安慰了。
由幼年到青年时期，正值从9。18、12。8、7。7到二次大战烽火连天的岁月，人类的命运、历史的前途等问题深深吸引了自己，所以终于选择了历史作为专业。不久又对理论感到兴趣，觉得凡是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的，就不能称为学问；于是可走的路似乎就只有两途，一是理论的历史，二是历史的理论。其实，刚入大学的青年，对任何专业的性质，根本就谈不上有任何理解。
当时教中国通史的是钱穆先生，《国史大纲》就是他讲课的讲稿。和其他大多数老师不同，钱先生讲课总是充满了感情，往往慷慨激越，听者为之动容。据说上个世纪末特赖齐克（Treischke）在柏林大学讲授历史，经常吸引大量的听众，对德国民族主义热情的高涨，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我的想像里，或许钱先生讲课庶几近之。据说抗战前，钱先生和胡适、陶希圣在北大讲课都是吸引了大批听众的，虽然这个盛况我因尚是个中学生，未能目睹。钱先生讲史有他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加之以他所特有的激情，常常确实是很动人的。不过，我听后总感到他的一些基本论点令我难以折服，主要是因为我以为他那些论点缺乏一番必要的逻辑洗练。至今我只记得，他发挥民主的精义更重要的是在于其精神而不在于其形式，这一点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陈寅恪先生当时已是名满天下的学术泰斗，使我们初入茅庐（西南联大的校舍是茅草盖的）的新人（freshman）也禁不住要去旁听，一仰风采。陈先生开的是高年级的专业课，新人还没有资格选课。陈先生经常身着一袭布长衫，望之如一位徇徇然的学者，一点看不出是曾经喝过一二十年洋水的人。陈先生授课总是携一布包的书，随时翻检；但他引用材料时却从不真正查阅书籍，都是脱口而出，历历如数家珍。当时虽然震于先生之名，其实对先生的文章一篇也没有读过。翌年先生去香港后（本是取道香港去英国牛津大学讲学的，因战局滞留香港），我才开始读到先生的著作，当然，先生的学问，我只有望洋兴叹，佩服得五体投地；但是我却时常不免感到，越是读它，就越觉得从其中所引征的材料往往得不出来他那些重要的理论观点来。这引导我认为，历史学家的理论并不是从史料或史实之中推导出来的，反倒是历史学家事先所强加于史实之上的前提；也可以说，历史学家乃是人文（历史）世界真正的立法者。或者，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术语来表达，即是说历史研究事实上并非是“论从史出”，而是“史从论出”。陈先生自称是“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湘乡南皮之间”，就典型地代表着新旧文化交替方生方死之际一个学人的矛盾心情，他似乎毕生都在把自己惋时抚事的感伤寄情于自己的学术研究之中，这样就使他的历史观点也像他的诗歌一样，浓厚地染上了一层他自己内心那种感慨深沉的色调。一个人的思想和理论，毕竟首先而且根本上乃是时代现实的产物，而不是前人著作的产物。
陈先生上课堂带书，是备而不用，而雷海宗先生上课则是从不带片纸只字，雷先生从来不看讲稿，他根本就没有稿子，一切的内容都在他的满腹学问之中。我曾整整上过他三门课，我想大概任何一个上过他的课的人都不能不钦佩他对史事记得那么娴熟。那么多的年代、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和事件，他都随口背诵如流。三年之中我记得他只有两次记忆略有不足，一次是他把《格列佛游记》的作者Jonathan
Swift说成Dean Swift，另一次是一个波兰人的名字他一时没有想起，不过迟疑了一下，马上就想起来了。雷先生有他自己一套完整的历史理论，脱胎于斯宾格勒，而加以自己的改造。其中主要的一点是他认为每种文化都只有一个生命周期，只有中国文化有两个周期，——以公元383年淝水之战为界。假如那场战争失败了，中国就极可能会像古罗马文明一样地破灭，而让位给蛮族去开创新的历史和新的文化了，——他展望着中国历史还会有第三个周期。
1939年秋的一个夜晚，林同济先生在西南联大昆中南院南天一柱大教室作了一次公开讲演：“战国时代的重演”；当场座无虚席，林先生口才也确实是好，全场情绪活跃而热烈。讲完后，大家纷纷提问。记得有一位同学问道，马克思认为历史将由阶级社会进入无阶级社会，重演论对此如何评论？林先生回答说，马克思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但聪明人的话不一定都是正确的，马克思是根据他当时的认识这样说的。此后不久，就在林先生（以及雷先生）的主持下出版了《战国策》杂志。就我所知，当时国外风行一时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也是由他们这时介绍进来的，雷先生还作了一次讲演，题目是“大地政治、海洋政治和天空政治”。解放后，战国策派被批判为法西斯理论，其实当时即已有不少人（包括右派）是这样批判它的了。有一次讲演中林先生公开答辩说：有人说我林同济是法西斯，我会是法西斯吗？那次讲演他的大意是说（事隔多年，已记不太清楚，大意或许如此）：古今中外的政治，总是少数领导多数；他是赞成这种意义上的贵族制的。观乎当时英国工党左翼领袖克利普斯（Stafford
Cripps）来华在昆明讲演公开抨击当政的张伯伦政府，而那次讲演是由林先生作翻译的；又，新加坡失守后，林先生以公孙震的笔名在《大公报》上写了一篇轰动一时的论文《新加坡失守以后的盟国战略问题》，以及二战后林先生欧游的通讯（也载在《大公报》上）；法西斯这顶帽子似乎对于林先生并不见得十分合适。即以文化形态学的代表斯宾格勒（汤因比的著作当时尚未完成）而论，也曾被人批为法西斯的理论先驱，其实希特勒要建立的是一个惟我独尊的千年福第三帝国，而斯宾格勒却在宣称西方的没落，也并不很投合纳粹党的胃口。
1941年春，雷先生在云南大学作了一次公开讲演，系统地阐发了他的文化形态史观；讲完以后，主席林同济先生称美这个理论是一场“历史家的浪漫”（他的原文是the
romance of a historian）。我承认作为一种传奇（romance）来看待，这个理论确实颇为恢宏壮丽、引人入胜（尤其是它那宏伟的视野和深层的探索），但生物学的方法毕竟不是科学的惟一的方法，更不是历史学的方法。何况雷先生对年代数字的神秘性之入迷，几于达到刘伯温式推背图的地步（这一点他在讲课中也经常流露出来）。普遍存在的东西，并不能径直被认同为充分理由。万有引力是普遍存在的，就是在没有人的沙漠里，万有引力也是存在的；但是我们毕竟不能由此结论说，用万有引力就可以充分说明人文的历史。林黛玉伤心时流下眼泪，她的眼泪是朝下流，并不朝上流，这是万有引力在起作用；但用万有引力定律并不能解说林黛玉的多情和感伤。不但物理的规律、生物的规律不能（文化生命周期的观念是搬用生物的规律），就连经济的、社会的规律也不能。人的思想和活动（即历史）当然要受物理的、生物的、经济的、社会的规律所支配，但是任何这类规律或所有这些规律，都不足以充分说明人文现象之所以然。它们分别属于不同的活动层次。凡是企图把历史规律（假如有规律的话）归结为自然的或社会的规律的，都不免犯有上一个世纪实证主义者那种过分简单化的毛病。历史学并不是一门实证的学科，凡是单纯着眼于普遍规律的，可以说对人文现象都不免是未达一间。这是我不能同意雷先生观点的原因。雷先生最多只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