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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哥知道真相后，经过痛苦的思想斗争，最终没有和陈姑娘建立家庭，但他却一直受到良心的谴责。后来不清楚陈姑娘的下落了，只知道那个可恶的老男人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继续做荒淫无耻的事，更可恨的是继续高官稳做”（转引自《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三期）。看来某些政治人物也无法真正排斥世俗需求，而且比任何人都世俗得彻底。妙的是他们从来秘不示人，暗箱操作，并且有“品格事小，政治事大”的逻辑垫底，自然是战无不胜。罗点点讲述她于“九一三事件”后去找中央某部门负责同志，回来的路上，“我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我回想起刚才见到的所有事情：内部电影，出入有专车，哨兵向汽车行礼，室内洁净温暖，空气清香，灯光柔和，甚至踩着脚下厚厚的地毯的感觉还留在我的十趾之间。这一切我们原来都熟悉，身处其中的时候我们没有特殊注意过，现在，这些久违的东西怎么使我如此不平静？我的心里一下子升上来非常强烈的世态炎凉之感。权力和地位在我的心里有了非常实际的意义”（出处同上）。这一切，是否又是“形而上”所遮蔽不了的“形而下”呢？
“在基督临世之前，世界上的种种宗教已经星罗棋布，迄今仍在不断衍生；无论哪一种宗教，理性的还是非理性的，寂静的还是迷狂的，目的不外乎要把个体的有限偶在身位挪到无限中去，尽管这无限的蕴含千差万别，有神明，有大全，有梵天，有天堂，有净土，有人民。但革命的无限恒在使魂萦偶在的个体爱欲丧失了自在的理由；弃绝革命就意味着个体偶在的‘我’不在了。”（刘小枫：《忆恋冬妮娅》）所以王二来了，这个王二“面色焦黄，嘴唇干裂，上面沾了碎纸和烟丝，头发乱如败棕，身穿一件破军衣，上面好多破洞都是橡皮膏粘上的，跷着二郎腿，坐在木板床上，完全是一副流氓相”（《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清一色的人群中，他绝对是一个不协调的存在。这个被所谓的理想骗得一无所有的人便以性作为自己生存的最后资本和武器，将性爱表现得既放浪形骸又纯净无邪（至少不像上文提到的那位陈将军那样龌龊），不但不觉羞耻，而且轰轰烈烈进行到底。他直截了当地说他想和陈清扬性交（真难为他，说了一句术语），就像阿Q对吴妈说想和她睡觉。在那些“不俗”的人看来这是很低层次的需求，不值一提。说起来还是他们更有办法，想看女人，便发明了一项传统的娱乐活动，就是斗争破鞋。“绳子捆在她身上，好像一件紧身衣。这时她浑身的曲线毕露。她看到在场的男人裤裆里都凸起来。她知道是因为她，但为什么这样，她一点不理解。”（同上）在王小波这里，政治的严肃性被消解掉了，时代终于剥去了伪装，露出十足的尴尬相。
从某种意义上讲，保尔的抉择开始显露其悲剧色彩。毕竟，再伟大的理想，也是应当与现实需求兼容的。如果人们奋斗的目标不是符合人性的，那么它会找到生长的土壤吗？其实，中国革命，一直是寓雅于俗，将遥远的政治理想诉诸一种伸手可触的现实目标，比如“打土豪分田地”，比如“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所谓人文精神论争，不过是问题（世俗）与主义（革命）之争的延续，是新形势下两种精神指向的争夺。时过境迁，王蒙在《革命·世俗与精英诉求》中也调整了当初的立场，认识到：“革命化、世俗性与精英诉求三者之间，并不总是对立的……世俗的对立面不注定是道德，世俗也有世俗的道德，旧中国的买卖人也讲究言无二价、童叟无欺。至少，三者有时候可以并行不悖，三花齐放。”实在是精辟之语。市场经济条件下，女人的长相可以产生经济效益，屁股也从此有了卖点，想必也是世俗道德不能见容的。这与王小波的价值取向无关，如将一切都记在王小波的账上，则未免有斗争扩大化之嫌，这一点是特别要向吴小如先生申明的。
城市女性
城 市 女 性
读张梅《酒后的爱情观》
？ 黄 莺
城市是女人的天堂，城市里有专为女人设置的眼花缭乱的时装、目不暇接的金银首饰，五花八门的化妆品，还有女人们宠爱的形态万千的布娃娃。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城市创造了真正的女人（乡村的女人与男人从外表看，穿同样的衣服，干同样的农活，几乎没有任何差异）。城市解放了女性，丰富了女性。与此同时，婀娜多姿的女性也装扮了钢筋混凝土堆砌的城市，冷冰冰的城市因为女性而靓丽多彩，因为女性而栩栩如生、朝气蓬勃。风情万种的女人，为城市抹上了一层最靓丽的景色，应该说没有城市就没有现代女性，而没有女性就没有现代城市。
城市与女人，犹如两个孪生妹，任何一个高明的作家都无法在作品中让她们骨肉分离，自然张梅也不例外。张梅的小说集《酒后的爱情观》刻画了一群从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南方都市——广州——走来的女性，她们年龄不一，风格各异：有“爱猫及人”的少妇慧云（《爱猫及人》）；有一步步走向城市化的少女——白萍萍、珊珊、齐靖、翠翠（《蝴蝶和蜜蜂的舞会》）；有生活在错觉、幻觉中的敏雨与少女“她”（《错觉》、《酒店大堂》）；有心态各异的孀居的喜宝与沈鱼（《孀居的喜宝》、《冬天的大排档》）。她们虽然身份、地位、年龄各不相同，但都处于城市浪尖，俨然是城市中女性的“新新人类”。张梅的这部小说集就像一张生活照，把这群女性的日常生活、思维活动、潜意识等等，无论大小巨细，概收眼底，一一定格，从而勾勒出了一幅多姿多彩、栩栩如生的都市女性众生相。
城市稻草人
在《酒后的爱情观》中，找不到林白、陈染等女性作家笔下到处弥漫的那种幽闭、怨恨的情绪，女性“私人化写作”中常见的那个与城市格格不入、愤世嫉俗的孤独女性个体，在张梅笔下似乎已为一群尽情歌舞、拥抱世俗的孤独女性取而代之。
与陈染、林白笔下女性一意寻求精神支点不同，张梅笔下的女性自豪地宣称：“我们都抓住了世界的本质，我们都爱物质文明，我们都不作茧自缚。”（《孀居的喜宝》）的确，她们已经解除了一切传统和现代的束缚，成为一只只嬉戏在城市中的“花翅膀的蝴蝶”（《蝴蝶和蜜蜂的舞会》）。她们穿着时髦的露背时装，享用最新潮的化妆品——“我们常常把胭脂在脸上横着扫竖着扫，我们用蜜丝佛佗牌的定妆粉，用金鱼牌粉条，又用南韩的仙女牌湿粉。”——把自己扮成最美丽的天使，出入城市最高档最繁华的娱乐中心，无拘无束地打牌、喝茶、看电影、吃大餐、开家庭舞会、唱卡拉OK，享爱城市中无边无际的快乐：这群都市女性与城市水乳交融，合二为一，发达的物质文明让她们如鱼得水，她们俨然是天才的狂欢族。
徜徉在物质海洋中的城市女性，作为城市的宠儿，她们不仅可以无拘无束享受物质文明，而且还可以肆无忌惮地“否定传统”（《蝴蝶和蜜蜂的舞会》）。爱情、婚姻在她们那里已经不再神圣，她们把爱情当成一种游戏，而且“勇于学习和玩弄爱情游戏，并对这种游戏如痴如醉”（《蝴蝶和蜜蜂的舞会》）。萍萍徘徊在男友朱力与有妇之夫萧三的所谓爱情圈不能自拔；珊珊身边走马灯似的换着各式各样有钱的大款情人；翠翠则使出一切手段勾引男人，甚至连好友萍萍的男友朱力也不放过（《蝴蝶和蜜蜂的舞会》）。她们喜欢男人，但从来不想结婚——“她要结婚了吗？多傻呀。”这些城市女性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的“自梳女”一样染上了“对婚姻的传染病”（“自梳女”是广东南番顺出现的一大批女性，她们为了逃避公婆的折磨，而把头发盘起来，住在一起，宁愿自食其力在缫丝厂做工，也不愿出嫁。张梅有一篇小说《记录》就是专门写这一独特的女性群体形象的）。但是与“自梳女”拒绝男性的禁欲主义完全相反，她们的身边从来不缺男人，随心所欲地与男人们跳舞、调情、同居几乎成为她们生活的全部内容，即使哪一天很不幸地结婚了，她们还可以有婚外恋，有情人（《爱猫及人》中的陈夫人就堂而皇之地在屋里藏一个有钱的情人）。婚姻不能锁住她们的欲火，她们可以“结了又离，离了又结”（《记录》），在肉体欲望的享乐方面，她们完全自我放纵：当双勇斥责姐姐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