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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被崇拜的对象，以使自己得到精神上的轻松。
被选作崇拜对象的，常常必须具有一定的神秘感或非凡的力量。在人对自然的认识还很原始的时候，就拜物。称作图腾崇拜。受到顶礼膜拜的东西，五花八门，应有尽有。此外，英雄也常常是被崇拜的对象之一。在科学稍有进步之后，造神就成了比较流行的办法。人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几乎是本能地避开自己一贯的作风，不去对被崇拜的对象作吹毛求疵式的实证分析，却是出奇的宽容，甚至为“贤者”讳。他心中的偶像是万万碰不得的。
崇拜本是人的一种基本行为。但这种根植于人性中的需求，不可避免地要对人的社会活动产生巨大的影响。西方人在造神方面颇具功底。其结果是形成了社会生活中的一支独特的力量，宗教。宗教势力在中世纪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发展到顶峰。然而，过于严酷的宗教束缚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后来，欧洲人借文艺复兴，提倡人文关怀，从而解放了人的创造力。尽管如此，教会的力量还是小瞧不得。最先到美洲大陆来淘金的，便是一批受到排挤的清教徒。不过，现在的西方社会，经过一千多年的进步，已经形成了一套比较融洽的政教分离的体系。话虽如此，宗教势力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中国人在上古时代，大多采取图腾崇拜和英雄崇拜的方式。这和西方人并没有太大区别。但由于过早地进入了大一统的社会模式，人们就把智慧用在了对社会制度合理性的解释上了。因此对造神就没有太大的兴趣。偶尔为之，也慢慢地被大家淡忘了。我们的先人用了另一个法子，那就是赋予人以神权。所谓王权神授。这基本是将对英雄崇拜和对神的崇拜结合在一起的一种发明。在此基础上，又发明了一套复杂的礼仪，使之根植于文化之中，成了社会体系之总纲。社会的结构，人的行为及思想都以此为基础而展开。直到现在，史学家都据此评论历代王朝的兴衰。如东周之亡，他们就认为是由于礼乐崩坏的缘故。中国的这套体系，似乎也有点政教合一的样子。只是神仅被用作一个合理性的借口，着墨不多。而统治社会的，不是教主和教义，而是王权和礼仪。人的比重很大。中国人常常对西方人的好东西不屑一顾，有一种我们祖上早就有的优越感。这里我们就又多了一样可以骄傲的东西。因为中国人的这套办法，在当时，确实比西方先进了许多。
二
中国在君权崇拜的大背景下，也确实出现过一些教派。
认真起来，道教应是中国的国教了。但没能流行开来。原因可能和道家的理念有关。它鼓励人们追求纯真的幻境，有点逃避现实的味道。对社会不会有太多的积极意义。事实上，这个源于老聃思想的流派，由于不被世人重视，后来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因而也没有达到具有完整体系的层次。他的信徒们也变得很是奇怪，非常热衷于炼长生不老的药。自然不会成功。却因此受了不少罪，也把形象搞得很糟。如此，道教便失去了成长的土壤。秦以后，就很难在社会政治生活中找到它的影子了。
佛教应是中国最具规模的一个宗教派别。不过，它不是中国人发明的。佛教在唐代开始得到推广，盛极一时。一来可能是因为太宗对它有好感，二来也是由于那时出现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繁荣的大治之景，同时由于地缘的关系，国家也没有强烈的外患意识，人们在基本的温饱得到满足之后，就有了一种精神上的强烈需求，而佛教正好可以填补这个空白。但宗教势力基本上是依附于皇权生存的，也因此受到很好的控制。所以不但没有对政权构成威胁，反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在以后的若干年间，由于内乱及社会动荡，出家人的庙宇常常成为密谋反叛的人物的隐身之所，日子就变得时好时坏，不那么舒服了。但佛教文化从此便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有了一席之地。不过，从它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是君权崇拜的一个附属品。中国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也出现过许多带宗教色彩的组织，但大都缺乏生命力，流星一般，稍纵即逝。中国文化的主体，仍是以君权崇拜为支柱。就连中国人编的神话故事，都脱不了它的影子。
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大的思想家，首推孔子。这并不是一种偶然。体制上讲，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统一，应始于秦。此前如夏商周，虽有一统之名，但王室的权力不大。秦王朝废除分封制，始创郡县制，才建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皇帝成了真正的最高统治者。孔子的学说，即成型于这场剧烈的社会变革的前期。他的思想正是顺应了这种新的帝制的需要。他所代表的儒家学说，到宋代应是发展到了鼎盛期。其时对君权的神化，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皇帝成了内王外圣的人神。对他的绝对崇拜就成了中国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漫长的封建统治时期，偶尔有想要聚众造反的人物，首先必须给自己找到一个受命于天的借口。事实上就是将自己神化。否则，就不好办事。可见，对人神的崇拜意识，对中国人来讲，已根深蒂固。
三
在前面用了这么长的篇幅，无非是想说明一点，中国是一个缺乏强烈宗教背景的国家。这是中国人在享受祖先创造的博大精深的文化的优秀成分的同时，不能不面对的痛苦的现实。中国文化中造人为神的崇拜意识，已经给自己造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悲剧。所以，当法轮功的练习者们抱着祛病健身的善良愿望聚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并不明白，他们已经给整个社会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冲击。他们由于练习法轮功而形成的对李洪志“法身”的带“宗教”色彩的崇拜，所造成的思想和文化上的混乱，有可能将中国人近一个世纪的现代化之梦毁于一旦。
李洪志所创建的法轮功，与其它类似功法相比，孰优孰劣，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深究也没有太大的意义。而要求李洪志对法轮功做一个科学的解释，事实上也是强人所难。因为功法乃至宗，都是很难用科学及理性的方式去考虑的。但之所以会引发这场争论，李洪志本人也是始作俑者。他在他的《转法轮》一书中，首先用了科学这个定义。同时，为了论证他的法，他又引用了不少属于科学范畴的概念。公正地说，李洪志对其中的许多概念的内涵和外延，确实是一知半解。如此来说明他的真善忍（这里比真善美的道德宣传只差了一个字）的宇宙大法，难免会授人以柄。正如李洪志本人所说，他试图让他的功法上升到一个层次，一个比佛主释迦牟尼当年所教导的佛法更高的层次上带人。那么这就需要一种非常独特的，甚至比佛学经典还要出色的论证方式；而佛学经典之深奥，历史上许多学识渊博的高僧，终其一生去研究，都不敢说完全领悟。在这种情形下，李洪志受到科学界和宗教界两个方向的挑战和批判，也就可以理解了。
在以“论语”为题的《转法轮》一书的前言中说：佛法是最精深的，他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常的科学。但他并没有鼓励人们去崇拜佛祖释迦牟尼。因为他认为释迦牟尼没有道出佛法的全部要义。可李洪志却将自己的生日庆祝，改到了佛祖的诞辰日；然后，他又将自己安排到极具象征意义的莲花宝座上，并要求法轮功的学员用近乎读经的方式学习他的《转法轮》一书。如此，抱着非常单纯的祛病健身的目的而来的学员，就不知不觉地成了他的“信徒”。最后，法轮功的任何健身效果，都和对李洪志的“法身”的崇拜联系起来。他变成了释迦牟尼的现代凡身。他成了活着的佛祖。而将这种崇拜放到中国几千年来人神崇拜意识的大文化背景下，这里就有了一个非常可怕的共振区。由于人性中对满足崇拜意识的渴望，以及对被崇拜对象的极度宽容，这种时候你再去和法论功的练习者争论法论功的是与非，自然没有人能听得进去。如果要去破坏人类心中的崇拜偶像，他们常常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抗拒心理和无可言状的恐惧感。
现在的国际环境，对中国来说，应该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中国人为给自己求得下一个世纪的生存权，事实上也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挑战。富国强兵，这是中国人奋斗了近一个世纪的梦想。社会秩序的稳定，对世纪之交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就变得异乎寻常的重要。整个国家的前途和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