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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界因素诱发的集体行为不一定是政治行为。如美国私营企业雇员的集体罢工，法国“卢浮”员工的罢工，香港“国泰”机长的集体请“病假”……这些集体行动有政治性，但对立双方并没有让政府作政治干预的要求。在美国，联邦员工是不许罢工的。长时期的罢工也会招致政府干预，比如政府指定第三方调停，法庭以国家利益为理由下复工令等。但无论在哪里，只要以政府为另一方，不管是支持、反对或提要求都是政治行为。
“轮功”“示法”的对象若是报社、电台，这种集体行动可看作半政治性。因为其行动目的有可能局限于提醒报社等注意已发生的“不公正”行为，比如错误报导。但是，《评论》认为最近政府受“别有用心”的人挑拨，导致了错误的政策，甚至于“更极端的措施”。我们知道，错误的政策只能政治解决，别无它法。而且，这次的解决不但是天津、北京地方政府，也不单是中央政府的问题。《评论》声称，已有“世界各界人士深感遗憾”了（一般“各界”应包括政治界）。若然，解决这些“遗憾”就成为“国际政治问题”了。
最后顺提一句，《评论》认为，组织对“心”的修炼没有作用。这是多余的重复。如彼所说“组织”既不存在，那它对一切都不应起作用。
《书屋》一九九九年批判法轮功增刊轮法、人权与政治
弦 訾
人权指的是人的基本权利：生命保障，生存和自由。在十五世纪，现实主义者Hobbes发现在自然状态人生来具有不可分割的生存权。在无政府状态下，人人自危，捍卫个人的生存权靠的是个人的能力。洛克（John Locke）提出人的权利还包括财产权，财产是个人的延伸。为了保护两者不受他人侵犯，人们订立社会合约，后组成政府。孔孟之道也有建立在个人责任和社会道德上的“各安本份，各得其所”的人权。君主要有德方能治国。治国的目的是安民。佛家的人权观则建立在众生平等的前提下，对一切生命的尊重。上述人权观有一共同点：对生命价值的尊重…生命可贵，生命的平等。由于人的社会性，人权成为国家政策的一个问题。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有鉴于纳粹对生命的摧残，对人权的关注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问题。由于战后联合国的成立，人权问题国际化有了一个执行工具。因而，国际力量的参与成为当今一个有争议的人权议题。在冷战期间，人权政策并非是美国等国的外交基础。美国在亚洲、拉丁美洲的盟友（右派政府，如智利的皮洛舍，巴拿马的诺列加）并没有因为人权问题而被“外国”干涉。在另一阵营里，苏联的人权也是一个常常被提及的例子。
联合国的《人权的全面宣言》（1948…12…10）、《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国际公约》（1966…12…19起招集签名，1976…1…3生效）和《社会和政治权利的国际公约》（1966…12…19起招集签名，1976…3…23生效）建立了联合国在人权方面应起的作用：1）促进生活水平的提高，全面就业，及经济和社会的进步与发展；2）解决国际经济、社会、健康及有关问题，和国际间的文化和教育合作，并3）不分种族、性别、语言和宗教，全面尊重、遵守人权及基本（fundamental）自由。第一和第二点是国家及国家之间的政策范畴。目前有关人权的争议主要是第三点，它涉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第三点可以具体为：人身应受到尊重的权利，即：人身不应随意地、或以政治目的为理由被监禁、虐待、和处死。同时，人有言论自由。
“轮法”主人（master）和他的追随者现在诉求的正是这个人权。今天（七月二十四日）“北美大法弟子”要在华盛顿特区搞的，是以此为题的活动。“北京学员”“紧急呼吁”“主持正义的政府和媒介”干预的也是以此为名。表面看来，“轮法弟子”已不在乎“护法”，而是要“护身”了。如果如此，这是，“轮法弟子”们走出迷信，回到现实的第一步。法轮功“弟子”就要接受常人的“法”和“理”。可是，“北美弟子”在七月十九日声言“撼法轮功难”，二十二日长春“弟子”号召护法“绝不能畏缩”。同日“法轮功公告”评论员要求“还法轮功以清白”，李氏的新经文（法轮功用英文译成articles文章而非sacred texts）《一点声明》《信》等表明，要人权是为李氏要神权。
李氏及其追随者要求人权，我们也不妨以同样的人权标准来检验他们的言行。李氏是何等尊重人权的自由派？四月中，法轮功练习者数千“示坐”于天津市，因为该市一份刊物登载了反对法轮功的文章。本月初，“无组织”的大法练习者也南征江西，北占潍坊。原因也是同一个：该地报刊出现了对法轮功的批评。法轮功的要求也很简单：销毁作品，惩罚作者。若按联大的《宣言》，法轮功是要用政府的力量，剥夺反法轮功人士的两种权利：言论自由和生存权。第一个是明显的，第二个是通过剥夺反对者的工作来达到的。也就是说，人权只应非人（或“真修弟子”）有，不许旁人得半点。李氏的人权是排他的而非共享的。这样的人权不妨用常人语言称之为特权。
李氏及其追随者要这“人权”做什么？我认为它有两用。人权的盾牌退可守，进可攻。在攻击反对者时，尊重“人权”可以给法轮功大“弟子”的法轮套上一个世俗的光环。法轮功是真理，反法轮功悖理。为护法而废除反对者的正常的人权，即捍卫真理的纯洁。按李氏法轮功说法，这是珍惜大法，是宇宙里人类最后的希望，即最后的生存权。传法是对人权最好的保护。但更好用的是在“受迫害”之时如能拉上国际上“公正”的传媒，则功力大增。《华盛顿邮报》记者Hanna Rosin （Saturday； July 24； 1999； Page A16）称，李氏告别中国的练习者已四年，当时仅有练习者两万。四年期间他已脱离了（disengage；又可作“不关心”）法轮功的“运动”。而法轮功发展成亿人之众的“学法运动”是因为李氏教导的吸引力。Rosin描述了李氏普通人的形象，又说：“有讽刺意义的是，这个被【中国】政府称为‘危害社会导致混乱’的人却是一个从哲学上持怀旧的家庭价值观的人。他号召信徒不吸烟，不饮酒，不发生婚外性行为，并且要做好的、积极的市民。他以在纽约的简单生活为荣。”李氏又一再通过中文媒介，称担心美国国务院把他送返中国。他本人的人权也成为一个议题。对于这样一个受害人，怎能不保护他这么一点点的人权？
要保护这样的好人、正常人的人权，政府该如何？过去李氏及其追随者的要求是公开发行《转法轮》，让他们在他们愿意的地方“示坐”。现在李氏和大“弟子”要求的人权，已不止于四月天津、北京政府的让步。法轮功的人权现在是建立在“更高层次”的基础上了：要“肃清流毒”，揪出“党内的阴谋家”，“还清白”，“民心不可辱”……不胜枚举。就差“要治天下”一语没明说而矣。李氏要在“人权”下面自由地干什么？李氏向《邮报》说，他只是想让大家有机会做好人，让法轮功得到“别的宗教一样的尊重”。《邮报》称李氏的轮功为“以佛家为基础”的，综合传统气功的健身运动。也就是说，一如李氏所称，法轮功是有益无害的活动。（我想该记者会马上拜李为师。她应李氏要求澄清：四月份李氏是路经北京，只停留几小时，绝对没有见过任何人。至于“外星人”“地球末日”之说，记者让李氏申明，那是李氏按古佛家思想比喻着说的。） 现在，李氏及其追随者一面让国内的练习者“进京护法”，一面在国际上申请“人权保障”，目的无非是自作预言而用练习者疲惫的身心来实现。（我称它为others…fulfilling prophecy。） 如果中国政府不保护李氏及其追随者的人权，谁来保护李氏及其追随者的人权？李氏等一再呼吁“各国政府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七月二十四日），并用“紧急行动”（Urgent Action）函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取干预措施，“营救大法弟子”。这无疑是法轮功做免费宣传的手法。但是，如果新闻记者一如Rosin一样“了解”大法并公正报道，（记否李氏Sydney《谈话》：如果你们【记者】不公正报道，我以后就不见你们），法轮功主人不久就可以广播和平于全球，逐得“和平奖”了。
可怜的是，有人“以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