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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烈的现实生活气息是杜诗的又一特色。杜甫继承从《诗经》以来的中
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达到空前的高度。他善于对客观现实生活作高度的
艺术概括，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作客观描写，从而揭示其本质。如“朱
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不过十字，但却触目惊心地呈示了贫富间尖锐的对
立。有时诗人以对话来达到对事物的概括，如《石壕吏》中老妪的一番话写
出当时千千万万个家庭的遭遇。为了忠实地反映社会现实，杜甫有时甚至以
年月入诗，增强写实的气氛。虽然杜诗留下的一千四百多首诗歌绝大部分为
抒情诗，但他发挥了抒情诗所具有的“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特点，把生
活的本质浓缩在情感之中，如《春望》等诗。
以细致入微的刻画达到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由身边琐事的描写推衍到
国计民生的重大主题也是杜诗的一大特色。“细”乃杜甫的夫子自道：“老
来渐觉诗律细”，他曾赞赏王宰的山水画，能在尺幅的画卷中表现万里江山；
他自己也刻意地追求精雕细刻，以小见大，以微见博。他通过一枝沾满鲜血
的箭来反映安史之乱的灾难，以溅泪之花、惊心之鸟去点缀沦陷的京城。有
的看似身边琐事，实则联系着国家的变化人民的安危，比如《北征》写儿女
的衣着之破衬托出国破之痛。后人评杜诗“一句说得多事”、“意脉深藏曲
折”即此意。
杜诗在语言艺术上的成就极为突出。他说“为人性僻耽佳句”，又说“清
词丽句必为邻”。后人评他“无一字无来处”也许有些夸张，但确实可见杜
甫锤词炼句的功力。如果说李白的脱口而出常常是不自觉地宣泄情感，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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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则在反复咏吟选句作词，所谓“太白韵高，少陵思精”。杜甫对诗歌尤
其是近体律绝的句法、字法、篇法、声律都苦苦琢磨，使他的诗精工、稳重，
有力而又时有出人意外之神妙。杜甫是众体兼长的诗人，各种律绝无不运用
自如。尤其在七律方面贡献最丰，他写的七律超过初盛唐诗人的七律总和，
他以沉雄悲壮的风格，把七律推向了新的高度。
在中国现实主义发展史上，杜甫是一个重要的环节，他继承前人的优秀
传统，把现实主义诗歌推向高峰。他的“即事名篇”的新乐府诗，直接开导
了中唐的新乐府运动，为诗歌开启了一条更为广阔的反映现实的道路。杜甫
是一位承前启后的文学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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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新乐府运动和白居易
新乐府是与古题乐府相对而言的，是一种用新题写时事的乐府诗，它创
始于杜甫，元结和顾况又有所发展。中唐兴起了新乐府的运动，首先是由张
籍、王建、李绅等人的创作开始的。元和四年元稹《和李校书题乐府十二首》，
白居易在元稹的基础上扩充为五十首，名曰“新乐府”，并作序提出其诗歌
创作主张。新乐府的创作从杜甫开始，到白居易就形成了一个现实主义诗歌
运动。
张籍（公元766—830年？）曾被韩愈荐为国子博士，后任水部员外郎。
他特别推崇杜甫。他的乐府诗广泛地反映了下层人民的生活，风格平白浅直，
具有轻快圆转的民歌风味，精巧干净，显得凝炼含蓄节奏紧凑。他的代表作
有《野老歌》反映农民的赋税太重，辛苦所收粮食又遭官府糟践；《江南曲》
颇具民歌特色和生活气息。张籍继承了汉乐府的现实主义传统，力求广泛而
深刻地写出民生疾苦。
王建（公元766—830年？）是张籍的好朋友，“张王”齐名。他的乐府
诗数量较多，反映生活面也较广。他擅长写实叙事，诗的结构平直简单，他
往往在叙述之后加上一两句看似平常而意味深长的句子，如 《当窗织》的末
两句“田家衣食无厚薄，不见县门身即乐”、《辽东行》末两句：“宁为草
木乡中住，有身不向辽东行”等，顿使诗歌意蕴更拓出一层。王建从不同的
角度反映了不同职业人民的悲苦命运，如《水夫谣》、《海人谣》等突破了
前人的题材。他还善于运用通俗的口语入诗，摹仿民歌成功，如 《古谣》“一
东一西陇头水，一聚一散天边霞，一来一去道上客，一颠一倒池中麻。”
元稹（公元779—831年）与白居易齐名，人称“元白”。早年与白居易
一起与宦官权贵斗争，一同遭贬谪，他和白居易同为新乐府运动的倡导人。
他的 《乐府古题序》、《叙诗寄乐天书》等对新乐府运动的形成有积极的影
响。使他留名后世的诗作是讽谕性的乐府诗，反映人民的痛苦生活，如《田
家词》、《织布词》，长篇叙事诗《连昌宫词》借老宫人之口道出安史之乱
前后的社会盛衰变化，充满讽谕。
李绅 （公元780—846年？）的《新题乐府》）二十篇很受元、白称赞。
他的 《悯农》二首最为有名，其一为；“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
闲田，农夫犹饿死。”其二为：“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
粒粒皆辛苦。”成为中国妇幼皆知的诗歌。
白居易（公元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出生于河南新郑县的
一个小官僚家庭。他青少年时代因藩镇作乱而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使他培
养起关心民生和注意实际的态度及刚介耿直的性格。他 29岁考中进士，32
岁与元稹同授校书郎，后任翰林学士、左拾遗、京兆府户曹参军。公元815
年宰相武元衡被刺，白居易上书主张追捕刺客肃正法纪，反遭诬陷，被贬为
江州司马。此后，他虽仕途较顺利，但越到晚年，入世念头越淡，受佛教影
响甚深。75岁病逝洛阳。
白居易在创作理论上提出了一系列符合现实主义基本精神的文学主张。
在诗歌和现实关系问题上，他认为：“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
兴于嗟叹，而形于歌诗矣。” （《策林》六十九）诗的产生就是由于“事”
触动了诗人情感的结果。事即社会事件，要“直歌其事”，“一吟悲一事”，
联系到他在诗中所说的“唯歌生民病”、“但伤民病痛”，可以清楚地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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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强调的是诗歌要反映人民的疾苦和时政的弊病。在《与元九书》中他
更明确地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映时事为现实而
创作，是白居易诗歌理论的基石。不仅如此，他还认为诗歌应具有积极的教
育作用，“补察时政”、“疏导人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如
果失了教育作用，改变现实也就无望了：“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这
些都是对现实主义理论的贡献。在关于诗歌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白居易总
是把内容放在首要地位，要求形式为内容服务，反对离开内容片面追求“宫
律高”、“文字奇”；为了更好地发挥诗歌的社会作用，他要求诗歌形式要
通俗，文字要浅显，做到妇孺皆懂。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基本上是进步的，但
对艺术形式重视不够，对现实内容强调的同时，尚未达到对艺术真实的追求。
白居易用自己的诗歌创作来实践自己的诗歌理论，颇为成功。白居易曾
将自己的诗分为四类，即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他的优秀作品
大多在一百七十多首讽谕诗里，《新乐府》五十首和《秦中吟》十首也在其
中。在讽谕诗里，诗人实践着“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主张，有的讽刺横
征暴敛，有的反对穷兵黩武，有的攻击豪门贵族，有的揭露贪污奢侈，有的
专为妇女鸣不平。作者以对现实极为关注的犀利目光，观察发现着社会方方
面面的问题，用诗歌予以披露，“遇事托讽”，以收到“美刺比兴”的效果。
《观刈麦》描写一位“家田输税尽”的农妇靠拾遗穗过活，作者反省自己的
“不事农桑”的自足生活而觉“自愧”；《杜陵叟》以犀利的笔触直指农民
破产的根本原因是统治者的惨无人道的剥削。还有 《重赋》、《红线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