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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这种色彩斑斓的背景，我们必须看到还有同样色彩斑斓的关于现代中国的理念处于不断发展之中。只有看到这一点，我们才能理解所有这些理念真正的意义和功能。但这些功能经常极为难以确定，因为许多概念并没有其内在逻辑，使它能够在直到康有为的中国寻找幸福的思想河流这一思想发展脉络中，寻找到自己的定位。与稳固的接续不同，我们同时发现，在“乌托邦”思想萌芽中的，是一种沸腾的混乱：不受任何限制的折衷主义与受到尊崇的业余爱好者们，在短时间内集合了来自所有时间、所有地域的各类思想体系。在通往黑暗现实的道路中，曾经闪亮的通往天堂的平静光辉也随之黯然失色。现在，在黑暗的地平线上随处出现的，是星星点点小束闪烁的火光，它们能够带来的，不是引导，而是迷惑。我们同样可以看到，在这些理念之中，存在某种主旨，它们显现的矛盾也只是外表上的不同。因为在整体上，在20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曾经有过令人惊讶的表面上的进步，由中世纪走向更为广阔的自由，尽管这种自由并非十分有序。在部分的改革者和革命者如刘仁航等人之中，仍然存在超脱尘世的关于天堂的古老概念。但这种观念已经模糊不清，仿佛在一条长路遥远的尽头，而这条长路的起点——那些能够被表达为政治纲要的部分——已经能够通向一个几乎切实的理念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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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逸仙的综合法
中华民国的创建者孙中山（1866…1925年），是理解1900—1930年这段时期中国的关键人物之一。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个人创建了一套乌托邦理论——更为精确的说法，是他如何将许多不同的可以称之为“乌托邦”的理论接合在一起，形成自己的一套指导其坚强实践的理论。诚然，在他的一生中，他对自己的理论曾经做出了不断的修正，但这种修正同样也是具有象征性的。他在秘密社会仍然扮演重要角色的时代，组织了推翻满洲统治的国家革命。因为自己所提倡的“三民主义”不能得以执行，作为共和的第一位总统，他在短短三个月之后即放弃了这个职位。在他将死之时，他又将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于共产主义世界革命和苏联。由于他的激进主张有渐进性和许多过渡阶段，直至今日，他仍然能被持有不同观点的中国人当作共同的代言人。“三民主义”作为他的政治理念，现在已经被阐释为相互不同的许多形态。而他自己对“三民主义”的定义如下：
何谓三民主义？即是民族、民权、民生三主义是也。民族主义，即世界人类各族平等，一种族绝不能为他种族所压制，如满人入主中夏，垂二百六十余年，我汉族起而推翻之，是即民族革命主义是也。民权主义，即人人平等，同为一族，绝不能以少数人压制多数人。人人有天赋之人权，不能以君主而奴隶臣民也。民生主义，即贫富均等，不能以富者压制贫者是也。但民生主义，在前数十年，已有人行之者。其人为何？即洪秀全是。洪秀全建设太平天国，所有制度，当时所谓工人为国家管理，货物为国家所有，即完全经济革命主义，亦即俄国今日之均产主义。
346正如最后一句话所表明的，这是他死前对自己“三民主义”的又一次定义，而之前他对三民主义进行详细阐发的时间为1922年。但“三民主义”的最初缘起，可以追溯到革命早期的1911年。这样，我们也就毫不奇怪孙中山的政治理念在翻译成西方文字时，何以有那么多不同的表述方式了。用“民族”、“民权”、“民生”是一种表达，用“民族主义”、“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也同样是一种表达。1912年之后，孙中山被迫越来越远离政治的中心，因此，他也就越发需要对他的政治理念进行更为精练的表述，使之更容易为大众理解和接受。1918年，他出版了自己主要著作的第一部分《建国方略》，其中包含了他的“心理重建”。在这里，他抱怨大家将他的三民主义当作“一个乌托邦”。奇怪的是，他将这归因于人们“知易行难”的思想。而他所持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认为是“知难行易”。他认为，如果说行是艰难的话，那是因为人们还没有掌握恰当的知识。对新的、乌托邦式的思想逐渐习惯，才构成了真正的障碍，甚至“敌人有意地破坏精神”，也经常会使它不断更新。但一旦这个知识上的困难被克服以后，他的计划将随之而自动实现。
事实上，孙中山不止一次地试图阻止他的思想被当作乌托邦理念模型而传播。他认识到，要个体与社会同时获得幸福，必须要通过一条在绝对自由与绝对秩序之间的道路。它们二者（自由与秩序）其中任何一个通过破坏对方而产生优势，所得都不过是乌托邦而已。在1921年所作的一次演讲座中，他说道：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三节 理想混乱的时代（8）
几千年来的政治历史里头有两个力量，一个是自由的力量，一个是维持秩序的力量。政治学中，有这两个力量，好比物理学中有离心力和向心力一样。……政治里头自由太过了，便成了无政府；束缚太过，便成了专制。……中国的政治，是从自由入于专制……当唐虞的时候，尧天舜日，极太平之圣治，人民享极太平等自由的安乐。而外国的政治，是从专制入于自由。……从前（我国）人民在太平时代享有自由太多，不知道自由是怎么样宝贵，于是不知不觉的把自由放弃了。野心君主，便偷巧利用这机会，所以酿成秦、汉以后的专制。……中国古时有尧舜的好皇帝，政治修明，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所谓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向来是很自由的，老子说“无为而治”，也是表示当时人民享有极端自由的情况。当时中国人民，因为有了充分的自由，所以不知道自由的宝贵。普通外国人，不知道这些详细情形，便以为中国人民不知道自由的好处，不讲究自由……近年以来，有许多青年学者，稍微得了一点新思想，知道了自由两个字，一说到政治上的改革，便以为要争自由。殊不知到中国人民，老早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需要去争的英译本内容与孙中山原文有些许出入。此处多引录相关原文。——译者注。
347当孙中山将民主视为他的三民主义中主要的元素，并相信他能够在中国历史中寻找到这种元素时，他已经决然地排除了所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对无政府主义和佛道思想既非完全正确，又非完全错误的认知，表明他认为这种思想不过是一种非理性的希望而已。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相对于此则有不同，尽管在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初期，曾经很深地受到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他生命的最后几年中，他清晰且明确地试图协调三民主义中最后一条“民生”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不得不将所有的分歧归为方法上的不同。同时，民生主义还表现得与所有社会主义政治体系具有相同的理论基础。而且，民生主义在所有社会主义理论中，最具有实现的可能性。在他1924年所作的一系列演讲中，他对此问题有如下阐述：
348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两个词，现在国外是一样并称的；其中办法虽然各有不同，但是通称的名词，都是社会主义。……今天我所讲的民生主义，究竟和社会主义有没有分别呢？……社会主义到底是民生主义的一部分呀，或者是民生主义是社会主义的一部分呢？……但是从前讲社会主义的人，都是乌托邦派，只希望造一个理想上的安乐世界，来消灭人类的痛苦；至于怎样去消灭的具体方法，他们毫没有想到……到了马克思出世之后，使用他的聪明才智和学问经验，对于这些问题，作一种透彻的研究，……从马克思以后，社会主义里头便分两派：一是乌托邦派，一是科学派……科学派是主张用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社会问题……马克思研究社会问题，是专注物质的，要讲到物质，自然不能不先注重生产，没有过量的生产，自然不至有实业革命……近世的生产情形是怎样的呢？生产的东西，都是用工人和机器，由资本家与机器合作，再利用工人，才得近世的大生产。至于这种大生产所得的利益，资本家独得大分，工人分得少分，所以工人和资本家的利益，常常相冲突；冲突之后，不能解决，便生出阶级斗争。照马克思的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