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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经在绝望中停止运行的“鸦片吸收者”，与同样滑向痛苦、处于时间的死亡状态，交织于现在、未来与过去之中的中国并列一起比较，也并不为太过。那些“鸦片吸食者”与中国，仿佛都已处于想像的天国之中——这种类比早已出现于中国作家笔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鲁迅（1881…1936年）谈及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时，就反讽地说那是“我的吸鸦片的特殊方法”。
最后，其典型状况是，19世纪，那些鸦片吸食者与整个单调乏味的中国都有一种被排斥感，以及对宇宙最内在动因的清楚性有种叙世般信仰，尽管经过了一次次尝试，最终却也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这种看似无穷无尽的知识导向实际功用：
那些瘾君子……甚至对他们的亲属和朋友都感觉不到任何爱意……仿佛他已经与那些亲友切断了一切联系，仿佛他来自另一个星球。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过路者，而他也正从这种离群与孤独中得到享受。但是，当这黑色的一面将他与世界隔绝之时，他或许还怀抱着对整个世界的关怀。尽管世界将他遗弃，他仍将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掌握着整个世界的秘密；惟有他自己是洞察的、敏锐的、聪敏的，超越一切庸众的俗见。他已然洞察了隐藏于表象世界下的一切本质关联，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构建了宏大的形而上系统，当它们得以展示之时，将给世界带来震惊与启示，他已经计划出了具有伟大成就与力量的帝国。……他的这些宏伟计划的架构……对他而言，是他雄心壮志的坚强基石。
278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处于它最虚弱、孤立的阶段，也就是19世纪的晚期以及20世纪的开始，中国产生了最奇异的乌托邦构想：它想要拯救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帝国，甚至还包括整个世界。同时，还颇为肯定甚至自大的认为，它（中国）具有“真正的”、“精神上的”文明和智慧，尽管它已经在政治和智识上遭受了巨大的耻辱。与此同时，“知”、“行”关系这一问题，尽管使人痛苦，但仍经常被激起。这类问题试图探求真实的“体”，这一中国所掌握、也仅仅为中国所掌握的人类文化，如何能够战胜与之不同的、为西方人所掌握并且体现在他们技术上技巧的“用”。但是随着关于此问题进行的哲学争论的持续，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鸿沟显得愈加巨大，正如鸦片吸食者在吸食中引出的幻觉。它成了一个绝望的深渊，甚至使最有勇气的思想者最终绝望。由此，不仅仅由于发生于1939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或者，更准确的说，数次鸦片战争，因为它并没有一次主要的单独战役，而是一系列持续到1860年的冲突）的强迫，更是由于不可避免的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与决断，使中国进入了长久、痛苦、迷茫的睡梦。在整个19世纪，西方彻底失去了本来可以向中国施以援手的机会，帮助中国解决当时面临的困难；相反，它们却趁中国之危落井下石。事实上，它们仿佛从来不曾意识到这样的机会曾经存在。这种帮助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出现，而帮助的力量则来自共产主义。他们的帮助，尽管并非完全没有利己之心，但却当然地很快得到传播。而随后来自西方的干涉，实际上已经错过时机，而其产生的背景，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不同。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这种对于整个西方（包括俄国）的不信任，自当时一直存在，直至今日。
洪秀全与基督教
279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逐渐加深，直至某种程度的混乱的，并非仅仅是学者和政府官员。历经十五年（1850…186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加深了这种更为直接的联系。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这场起义所牵扯的人数（将近两千万人死于这场起义，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也足以使得这场起义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早在1853年，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人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场起义与奇怪的疾病、不正常的气候以及鸦片的吸食有着间接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赢得了它的第一场主要的军事胜利，并且进入西方视野。在《纽约日报》论坛（1853年6月14日）的社论中，主编写道：“这个帝国（对传统中国的称谓）已经习惯于被视为整个中国的父亲，各级官员的任务就是支撑严格的父权式的礼教秩序。但是这种父权机制，作为维系整个庞大政权机器的惟一道德纽带，已经逐渐地（在后半个世纪中）被那些官员的腐败所破坏。这些官员通过对鸦片走私的纵容获取了极大的私利。而产生这种腐败的南方诸省，恰恰主要就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活动地区。几乎不用太细致的观察就能发现，学究气的满族官员和整个的官僚系统，惟有在有鸦片的地方，才最热衷于使用自己的权力压榨属下百性。这仿佛也是在告诉我们，历史在唤起人们天然具有的愚蠢时，往往须先麻醉其所有国民。”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4）
诚然，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非鸦片，也不仅仅是基督教。他们为自己设定的名称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源自他们所宣称的“太平”的时代。这说明，他们实际上延续了一种政治与宗教的传统。这种传统长期潜流于中国尤其是宋代的历史之中，吸收了所有思想潮流，并且几乎无法与正统的儒学和平共处。它们最初的形态，颇有“秘密社团”的特征，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逐渐凸现了佛教与道教的色彩。但由于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并非以往这些宗教，而是基督教，它建立起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280尽管那些太平军将其自己视为本土化的基督教徒、中国的一个基督教分支，但他们所鼓吹的却非纯粹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与中国本土宗教的融合，确实很难被视为一种完全绝对的征服（这会使许多传教士不悦地想到“改信基督教”（conversion）一词）。最初，太平天国在西方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随后他们即被视为恶魔般的强盗。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可以说仅仅与17世纪那些与耶稣会士对话并受到赞誉的儒家学者不相上下，尽管当时的那些儒家学者只有很少的接触基督教的机会，而太平天国接触基督教时世界已经完全不同。太平天国对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一种启示性的、具有极大美学和未被授权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真诚的信仰。他们真诚地相信，上帝的天国能在地上实现。这种信仰无疑在多方面都是幼稚的，尤其是在它负载了越来越多的迷信之后。但同时，在社会层面上，这种信仰又极能吸引人心。太平天国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阿基米德所说的支点，他们便坚定不移地想要撬起整个地球。也正是这种由基督教教诲面向现实社会的毫不妥协的诉求——非常具有中国特色面向现实世界的东方传统——一种盲目狂热的信仰超越了其应有的限度，使中国与欧洲一样受到了震撼。太平军也因此陷入了被原来相互敌视的两种力量共同夹击的可悲命运，它成了双方共同的敌人。作为基督徒与民族主义者（反对满清的统治），他们最终被西方与中国的军队联手绞杀。许许多多本可以实现的治国方略沦为乌托邦构想，并非因为这些方略之中只具有乌托邦构想却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将这些方略付诸实施。从某种角度说，太平的理念在今天依然存在。而回溯历史，那些让他们奋起起义的原因之简单，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
1836年，洪秀全，一个23岁的学生前往广州这个港口城市，参加当年举行的会试。他来自一个客家家庭，早在公元5世纪客家人便从北方迁徙到南方。几个世纪以来，客家人顽强地坚守他们的传统，从而保持着使他们迥异于生活在他们周围的南方人的许多习俗。他们拒绝族内的女性缠足，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洪秀全在这次考试中又失利了，但在归家的途中，他偶然地听到了基督教福音传道者在教堂的布道，并且拿了展放在那里的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第二年，也就是1837年，洪秀全又一次参加了会试，但这次他又落榜了。这次的失利使他绝望到了极点，因为他那贫困的家庭已经为了他的考学而倾尽全力。在羞愧和绝望中，他的神经被彻底击垮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