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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界，直接影响到了耶稣会会士灵活的传教方法以及他们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地理学等自然科学方面令人钦佩的知识。举例而言，在1607年，李之藻，②（卒于1630年）一个中国基督教皈依者，在利玛窦关于基督教论文的引言中，将那些传教士展现为儒家思想真诚的追随者。无疑，他同时忽略了基督教与儒教内部的复杂性。但是，在“礼仪之争”，即，争论古代的宗教崇拜是否值得被当作“崇拜偶像”（偶像崇拜）之后，在18世纪中期，多明我会比耶稣会逐渐取得了更多的优势。于是，一种更纯洁的天主教教条形式得以推广，这仅仅意味着，基督教滑向了一种更为大众世俗的信仰，从而被知识阶层的眼光蔑视为一种迷信活动，并且很快便被以恰当的尺度阻止。③在这次（或许也是不可避免的）错误的开始之后，我们似乎很难看到，在随后的基督教影响下，会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新的中国，尽管在本世纪，很多西方国家的确对此有过真诚的期待。
275无论18世纪儒家对基督教的抵御是多么无效，它都会发现，通过自身的教育，它很难永远填补某些空缺。而这些空缺是由它本身宗教元素的缺乏，以及道教、佛教相对被转入地下造成的。当某些思想家看到，曾经一成不变、融合古今的世界，现在变得如此贫瘠、不安定，显得如此令人厌恶、野蛮，而这种情况却又不能被简单地解决时，他们一定能够感到某种断裂。而在龚自珍之前就已经开始，怀有对美好世界的追求，颇具宗教性质的对更“今文学派”的复兴，由于更少为西方冲击，很难被轻易地反驳。与基督教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任何的干扰不同，儒教在发展过程中便已受到过来自佛教的干扰，并由此产生出能够成功与佛教斗争的弹性。这一次，冲击完全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方向、完全不同的对手，而这个对手甚至不知道它要取胜的目的何在。而真正成为敌人的，并非传教士，而是商人。在19世纪上半叶，大批原产于印度的鸦片被运往中国。尽管帝国的法律对此进行了明令禁止（这种禁今也同时包括了一般烟草），但当时，尤其在南方一些沿海省份，仍有大批人成为瘾君子。与之伴随的持续、大量的非法白银外流，逐渐将中国带到了经济崩溃的边缘。所有证据都能够向我们表明，在唐代之前，中国人对鸦片一无所知。而唐代以后，鸦片又一直被当作药品使用。④在1729年鸦片初次被禁时，中国对鸦片的进口数量还相对节制。根据当时记录，共计进口鸦片为二百箱，重量120英磅。但是到了1793年，进口数便猛增至四千箱，到1834年及其后的数年间，进口数量都每年不低于三千箱，即三百六十万磅。而这个数据，相信也一定仅仅是保守的估计。⑤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2）
时至今日，人们仍然难以理解当时中国几乎所有民众都沉溺于吸食毒品的快感，并且不能自拔为其奴役的现象。尽管这种现象明显受到了外部力量某种程度有意识的强迫，但是，我们仍旧必须从当时整个中国所处的精神状态去看待这件事。这是一个令人吃惊的现象：甚至是在法律明令禁止的情况下，仍然有如此巨大的人群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变成了吸食毒品的瘾君子。而与此同时，欧洲在浪漫主义流行的风潮中，同样有大部分知识界人士成为吸食毒品之人（如柯勒律治与德·昆西）⑥，但这种现象也并未有如此巨大的蔓延。仿佛可以看到，这些吸食者将吸食毒品后产生的幻觉，当成了他们心中想像天堂的替代品，而这种幻觉体验，是被成功征服道教与佛教后纯洁化的儒家所拒绝的。正因为如此，受到鸦片毒害的并不仅限于知识阶层。儒家垄断地位的形成并逐渐引发的断裂，在下层民众中影响同样显著。尽管在下层民众中间，已经开始流传着受到限制的宗教（如“道教迷信”、“佛教迷信”等等）。即使这种对他们宗教需求剥夺的现象并非有意造成，普通民众转向鸦片的原因，仍然有可能是他们希望能够通过鸦片，逃离到一个可以触及的乌托邦世界。
276作为一个局外人，想要以一个内在的视角观察这种突然之间向中国敞开的“人造的天堂”具有一定的困难，因为这种吸食鸦片的快感，很难被普通的语言描述。关于吸食鸦片感受的话题，从浪漫派手法如德·昆西（《一个英国鸦片吸食者的忏悔》）到科学家、心理学家所写就的仔细描摹细节的报告，都或多或少地包含某种内在的矛盾。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人们很难分清肌体在充足吸食鸦片后的症状，与吸食量不足时所并发的症状的不同。现代研究仍然不能很好地解释吸食毒品后产生快感的真正原因。而其快感与佛教、道教经验所产生的精神快感有一种惊人的相似。这很明显，或许是因为测试者并非亚洲文化中的一员。但如果不是太过强调地考虑这个因素——因为这个因素在几乎所有的研究中都会存在——那么我们就应当对这个问题再次投以关注：佛教文学和道教文学至少部分地源于药品（毒品）的引导。一个相对时间较近的鸦片吸食者写下了他的如下感觉：
烦恼、犹疑、恐惧、厌烦的感觉下降，被一种强烈的自信所替代。……个体沉浸于一种无法言说的宁静与满足之中。没有什么可以使他烦恼，没有什么可以让他感动。对于他人，他处于一种平和之中，因为他对这些人根本并不在乎。他曾关注的那些人们的伤痛与苦楚，现在在他的自足之下根本不值一提。……一个法国吸毒者这样告诉他的大夫……他仿佛全身泡入了充满温热牛奶的浴缸，或者躺入温软的棉絮之中……吸毒者甚至将他们的感受比作……飞翔或滑行，朝向“优雅的，无所牵挂的目标”，一种佛教中的宁静，直至天堂⑦。
277书中所描述的吸食者对鸦片的主要依赖，与我们在宗教层面描述的中国当时的思想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是：（1） 对于玄妙之物存有无尽的好奇；（2） 对和平的向往，以及（3） “人格中存在的秘密仪式中的光明因素”⑧。当“鸦片”这个词唤起中国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持久的历史回忆。同时，也很少会仅仅如我们现在时代中，是“佛教神秘主义”（禅宗）的复兴中与之相伴生的大量吸食毒品的行为⑨。在精神清醒的时代过去后，通往精神的道路已被关闭，大量群众惟有借身体的透支以寻找天堂。这便是当时发生于中国大地的所有实情。
在这种通过吸食毒品或东亚迷信以寻找快乐体验的描述之外，还存在着一片不同的天地也同样引人注目，那便是时间观念的改变。伴随着超越与对天堂的观望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⑩，是时间观念的瓦解。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文明同样如此。但与空间不同，时间的纬度直接关系人的生存经验，不存在被征服的可能。时间，或者停止，或者飞逝如“千年一日”。鸦片的吸食者有着与此非常相似的体验，最初，是一种入迷的兴奋，继而则有无尽的创痛。德·昆西对这种状态有经典的描述：
这种漫步将我带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对于一个鸦片吸食者而言，感受时间的流动是极有快感的……哦，那迷人的美妙的鸦片！它对于富有者、贫穷者都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创痛无法复原，而它的所带来的剧痛在于，它总是“引诱着你自己的灵魂造反”，这种膏润的香油，伟大雄辩的鸦片！它的美妙的修辞，会偷走你愤怒的目标，为怜悯进行辩护，使恶贯满盈的罪犯在一夜美梦之后回到自己的童年，使沾满鲜血的双手被清洗的干干净净。……
对空间的感觉，和时间尽头的感觉，同时有力地向你冲击过来……整个空间处于膨胀之中……而甚至时间的爆炸感要比空间的这种膨胀感更为令我惊讶。有时，我会感觉一晚上的时间我好像已经经历了七十年、一百年，有时，感觉所触及之处，甚至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3）
这种与时间的断裂，强烈地影响了处于19世纪的中国。尽管不能将一个国家与个体的体验浪漫地直接对应，然而把感到时间已经在绝望中停止运行的“鸦片吸收者”，与同样滑向痛苦、处于时间的死亡状态，交织于现在、未来与过去之中